（德國之聲中文網）上周五（7月15日），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了最新經濟數據，今年第二季度同比增長僅0.4%，上半年的增速也僅為2.5%。「明鏡線上」隨後發表題為「意識形態壓倒理性」（Ideologie sticht Ratio）的評論，指出中國總理李克強宣佈的2022年5.5%的增長目標，在第二季度的糟糕數字後看起來是無法實現了。
該報駐中國的通訊員Georg Fahrion寫道：「通過這個數字可以得出關於中國現狀的很多結論，遠超經濟范疇。可以預見的好事不多。幾十年來，一般認為北京領導層將國家經濟發展置於第一要位，賺錢是第一要務。中國（當局）的決定和行為基於經濟發展，這曾經是經驗法則，如今這種確定性消失了。中國政府行動的可預測性也隨之消失。」
文章隨後提到，在新冠疫情初始的2020年第一季度，中國經濟曾遭遇更嚴重的滑坡，但當時的罪魁禍首是新的、尚不為人所知的病毒，負面影響很難避免，而當今的問題則不同，「北京是睜大了眼睛看著經濟景氣下行」。
「習近平的意識形態偏好也決定了中國的外交政策」
作者認為，「實用主義在中國已不再是衡量萬物的標準」，「以經濟利益為導向的實用主義時代已經過去」，意識形態主導的時代回來了。
「對於德國和世界來說，這一點非常重要，這不僅因為中國經濟對我們的社會繁榮有著直接影響。也因為這反映在中國外交政策中，理性的考慮越來越多地讓位於領導人的意識形態偏好。習近平主張一種重視國家實力高於一切的路線，該路線對於所謂的外國抹黑、貶低中國之舉高度敏感，致力於中華民族的復興。」
文章在最後指出，在這樣的背景下，「打台灣違背中國的經濟利益，這樣的說法聽起來已經不再像幾年前那樣讓人放心」。
「中國為領導人的固執己見付出代價」
《法蘭克福匯報》7月15日的一篇評論也指出，是新冠病毒的「清零」政策影響了中國經濟。該報資深記者Peter Sturm的評論寫道，導致中國經濟增速崩盤的「唯一原因是習近平的清零政策，而他不會在黨代會（二十大）前承認任何錯誤，中國為他的固執己見付出代價」。
這篇評論寫道，對於中國官方的統計數字始終應該抱有一定的懷疑態度，但這次周五所公佈的內容肯定是有一定可信度的。周五的數據甚至比之前已看淡的預期還要差。
「通常情況下，這種現象有很多原因。然而，在目前的情況下，唯一原因是『清零政策』。更準確地說，增速不再要完全歸咎於習近平。這正是問題所在。這位中國國家和黨的領導人堅持要在任何時候都對所有問題持唯一正確意見。」
評論繼續寫道，習近平希望在幾個月後的二十大上獲得連任，打破數十年來中共總書記只連任兩屆的慣例。「在中國，不是所有人都喜歡這個想法，即便在黨內也是如此。所以習近平認為他現在不能承認像『清零政策』這樣的錯誤。這位領導人將其權力置於一切之上，包括自己國家的經濟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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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多來，新冠疫情以及「清零」政策給中國社會帶來不同的問題，例如，經濟增速放緩、失業率上升、民眾出行不便等。近期更傳出新冠康復者求職被歧視的情況。
圖片來源： REUTERS根據亞洲開發銀行今年4月發布的報告，繼2021年中國經濟出現復甦後，2022年和2023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將會放緩。原因是中國國內需求低迷的情況仍未改善。與此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4月20日對中國今年的增長預期進一步下調至4.4%。這個數字遠低於年初北京設下的5.5%目標。下調主因是中國抗疫採取強硬的清零政策、廣泛封控影響經濟活動，加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加劇了對中國經濟的壓力。
近日一篇題為「我躲在上海虹橋的衞生間，不知道去哪」的文章在網路上引發熱議。文章內容講述了一名新冠康復者求職碰壁，被發現住在上海虹橋車站廁所衞生間，她表示「現在招工都不要感染過陽性的人」。對此，上海市政府表示也關注到相關情況，並指出勞動者依法享有平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權利，呼籲對新冠康復者給予更多的關心，「不能給他們貼標籤，不在他們的工作生活中設檻，不能讓他們生活在不該有的陰影下。」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6月中發布的最新經濟指標數據，疫情衝擊對就業的不利影響仍然持續。從總體失業率來看，5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是5.9%，16-24歲年輕人的失業率是18.4%，比4月上升了0.2個百分點。另一方面，今年中國大學應屆畢業生達1076萬人，比2021年多出167萬人，規模和增幅皆創下歷史新高。中國國家統計局已表示，隨著畢業生投入就業市場，可能進一步加重就業壓力。
在北京以「動態清零」為原則的防疫政策之下，中國希望最大程度地減少境外輸入感染病例的風險，因此一直採取嚴格的出入境管理限制，旅客入境後還必須接受嚴格的隔離。而在中國境內，一旦發現確診案例，就會立即實施大規模核酸檢測和封控。外界預測，健康碼和常態化核酸檢測將成為中國大城市的防疫日常。
上海等城市曾經經歷長達數周的隔離，不僅讓許多居民面臨收入損失、家庭分離，吃飯難、看病難也是讓人發愁的問題。在疫情嚴控之下，民眾抱怨民生物資匱乏，快遞物流人力運力不足導致配送不及時，而民眾看病就醫的渠道也受到種種限制。西安封城期間，曾發生過孕婦因核酸檢測有效期超時而在醫院外等待過久不幸流產、心梗患者因無核酸檢測被拒診而不治身亡的事件。
中國在防疫期間引入「健康碼「措施。對於各地居民來說，健康碼已經成為日常生活中另一張身份證，只要健康碼變成紅色，通常就意味著相關人員感染新冠病毒或者是密切接觸者，出行自由就要受到限制。日前在河南則發生了「天降紅碼」的狀況。今年4月，一些村鎮銀行的儲戶發現無法使用網上業務，他們向監管機構提出投訴，要求取出自己的存款，但是始終未能獲得答覆。儲戶於是前往河南村鎮銀行取錢，卻發現自己的健康碼變紅，從而被強制隔離或者限制出行，但他們的核酸檢測都顯示陰性。這起事件在網上引起熱議，人們開始質疑，原本用於防疫的大數據是否遭到濫用，甚至成為「維穩」的工具。
在過去兩年半的疫情中，中國進一步縮緊對社會的管控。近日在天津市，有部分民眾因為未按時參加核酸篩查，被以逃避核酸檢測為由列入「失信名單」。旅美的中國人權律師滕彪認為，中國政府利用高科技與其他現代有效監控的技術，對公民社會進行全面的監視與控制，而在疫情期間，中國政府也累積了更多控制社會流動的經驗，可以預期的是，即便疫情結束，這套防疫措施也會持續。
上海封城後，來自英文run的「潤」一詞成為中國的網路流行詞。除了許多在上海的外國人在解封後逃離上海，連曾為中國的新冠防疫政策叫好的中國經濟學家郎咸平也被指已舉家從上海遷到香港。彭博社援引投資移民諮詢公司Henley & Partners估計，由於嚴苛抗疫加上經濟放緩，約有1萬名中國富人正尋求離開中國。若他們移民成功，將從中國帶走480億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