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包括巴斯夫歐洲公司執行董事會主席薄睦樂（Martin Brudermüller）、西門子首席執行官博樂仁（Roland Busch）、默克集團首席執行官葛麗鶴（Belén Garijo）、博世首席執行官斯特凡‧哈爾騰（Stefan Hartung）、通快集團執行董事會主席尼科拉‧雷賓格-卡穆勒（Nicola Leibinger-Kammüller）、賀利氏集團董事會首席董事長凌瑞德（Jan Rinnert）、舍弗勒首席執行官克勞斯‧羅森菲爾德(Klaus Rosenfeld) 和漢堡港口與物流股份公司（HHLA）董事長安格拉‧提茲萊特（Angela Titzrath）在內的八名德國跨國企業高管在《法蘭克福匯報》上聯名發表文章，倡導德國採取的新的中國戰略應該圍繞「在實現（德國）更多的技術領導力、減少依賴的同時，還應該繼續保持對話」。

文章指出，「總理肖爾茨訪華引發的公開討論的激烈程度表明，塑造德中關係對德國是多麼重要。觀點交流大有裨益，因為它確保了聯邦政府研議新的中國戰略時可以參考廣泛的觀點和意見。」

文章回顧了德中建交50年間，德中兩國的合作日益密切，互惠互利。中國已經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德國通過技術優勢、出口和投資為中國的這一發展做出了貢獻。

文章指出，德國企業在中國以及世界各地的分支機構都為加強德國企業自身的競爭力做出巨大貢獻。「這些分支機構使我們有機會從其它國家技術發展中獲益。同時，這些分支機構也是我們價值和文化的代言人，展示了遍佈世界各地的德國公司在員工待遇、環境和供應鏈等諸多議題上如何擔負起責任。」

文章寫道：「特別是今天，中國市場的巨大潛力使我們有機會更快地擴大規模，以便能夠在其它市場更成功地運作。也正是通過這種方式，我們確保了德國國內許多人的工作和生計。」

八名德國企業高管在文章中強調，台海緊張局勢令人擔憂，必須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文章也表達出新疆的人權狀況與德國的人權價值觀不符。「所以按照競爭、合作和制度性對手來區別定義對華關係的做法是正確的。如何在未來在三者間實現平衡是一項艱巨、但必要的任務。儘管實現這種平衡具有挑戰性，但我們致力實現。然而，在目前的公開討論中，無論是在語言上還是在具體的措施方面，我們看到幾乎只有對制度性對手的強調」。

文章認為，企業要分散風險、減少依賴性。但「更多的獨立性不能通過自我孤立來實現，而只能通過加強增長動力和重新獲得歐洲的技術領先地位來實現」。

文章呼籲繼續與中國保持合作和對話。文章寫道：「儘管中國也面臨多重挑戰，對華關係也充滿挑戰，但我們依舊堅信，中國基本的增長動力仍會保持下去。退出中國將會斬斷我們的機會。因為，繼續利用中國的增長勢能來推動刺激和加強歐洲經濟，這才最符合德國的利益。」

文章最後寫道：「50年的邦交關係展示了德中兩國合作的潛力和挑戰。事實證明，合作比對抗能取得更多成果。為了我們自己的利益，為了共同解決全球問題，我們必須在此基礎上繼續努力。無論分歧有多大，都必須通過對話和相互尊重來克服。實現這一目標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是，我們必須從現在開始就得有針對性地持續降低依賴性，同時還要建立起一個經濟上和技術上都強大的歐洲。」

尋找中國之外的替代市場宜早不宜晚

德國政府周三（11月9日）根據《對外貿易和支付法》做出決定，禁止中資企業收購德國兩家半導體企業。一家是位於多特蒙德的晶片生產商艾爾默斯（Elmos），另一家是位於巴伐利亞提供溫度解決方案的半導體企業ERS Electronic。德國《商報》發表評論指出，德國政界早就應該挺身而出，阻止中國投資者操控德國國內企業。「但僅僅是禁止中國人踏足德國具有戰略意義的工業領域是不夠的，因為很顯然，德國越頑強地捍衛自己的利益惹得北京不快，北京就越可能讓在華德國企業生意更難做。」

評論寫道：「然而，特別是對德國許多大型企業來說，中國市場作為銷售和生產基地很難被取代。想一夜之間就找到替代市場和生產基地，簡直是痴人說夢。如果德國的政策制定者希望德國經濟能夠承受得住德國與中國的政治爭執及其帶來的經濟後果，那麼就需要早早邁出必要的一步：批准歐盟早就和其它經濟區域談判達成的貿易協定。」

評論認為：「最為必要的是歐盟重新啟動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議（TTIP）。而德國在這個問題上應該起到推動性作用。到目前為止，『紅綠燈』政府在這些重要的貿易問題上行動太少、太慢。特別是對於出口為導向的德國來說，這種猶豫不決會在未來變成一個真正的麻煩。因為在體量巨大利潤豐富的中國市場之外找到替代選項不會一夜之間就大功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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