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江澤民在香港回歸時對英國查爾斯王儲說，中國'一天'也沒有忘記香港被侵佔的'國恥'。查爾斯後來還擔心，中國駐港部隊可能會擾民，'當士兵們知道，香港一杯啤酒的價錢相當於他們一周的薪水時'。這種情況當然沒有發生。……但人們（對於中國軍隊的）恐懼仍在"，這篇題為《香港藍調》的文章這樣寫道。

文章提到，有"新興市場教父"之稱的麥朴思( Mark Mobius)曾在1997年預言，香港的亞洲金融中心地位將在短短幾年內被上海取代。"而這種情況也沒有發生。香港經濟雖然談不上有多創新，但其金融中心的地位沒有改變。然而，以前從中國入境香港時的那種撲面而來的輕鬆感，還是少了幾分。"

作者隨後提到黃之鋒、"銅鑼灣"書店事件和今年2月在香港被秘密帶走的中國富商肖建華，對於後者，香港警方至今還在等待北京的一個說法。

"或許正是因為1997年時曾經懷抱希望，如今才會如此失望。《紐約時報》當年曾寫道，香港可能會成為'特洛伊木馬'--被推進中國大門，作為自由象徵來點亮這個共產主義國家的改革。德國《時代周報》也曾刊出大標題：'民主是具有傳染性的'。20年後可以確定了：這沒能實現。"

一切恰恰相反。文章援引在港35年的德國企業家克拉克（Jürgen Kracht）說，香港特區政府和立法會對北京都會"預先順從"（猜測政治局未來發布的命令，在命令發布前便預先服從），曾經政治上相對獨立的香港，如今完全依賴於中國。

足球是最好的政治工具？

《新蘇黎世報》近日探討了足球在當今社會的政治含義。一篇題為"為了關鍵時刻的戰鬥"文章也以中國為例：

"自從習近平宣佈足球要進入學校體育課、中國要在2030年舉辦世界盃、最晚到2050年成為世界冠軍以來，激勵措施由最高層發出，而這種發展趨勢目前還看不到盡頭。"文章表示，來自中國的巨額投資進入歐洲大大小小的俱樂部。

作者隨後解釋了，為什麼與其他體育、娛樂項目相比，足球更適合作為實現政治、經濟和宣傳目標的工具。

"這可能首先與眼球經濟一條基本原則有關：在傳播面最廣的地方投放訊息。然而這其中涉及更多的不是訊息內容，而是對比賽場面的安排和控制。足球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就在於，比賽場面不可預見，因此就能形成一個開放的空間，一個對觀看者和參與者都開放和未知的空間。……這讓足球成為了一種可以具有巨大象征意義的事件。其吸引力也就源於此。"

作者表示，像習近平、普丁這樣的政客，對此心知肚明。他們瞭解，讓政治項目與足球聯繫起來、帶給公眾，就可以（盡情粉飾）完全不用顧及政治項目的真實模樣。

摘編自其它媒體，不代表德國之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