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有句老話，大意是絞死罪犯前，先得要抓獲他。這句話，對利用遺傳基因分析手段的現代犯罪偵查學來說，也是有效的：基因學者在辨別罪犯前，先得要讓他屬於嫌疑犯。如今，基因學者只需要越來越微少的樣品，就可以做出準確的基因分析。

明斯特大學附屬醫院法醫研究所所長布林克曼介紹說：「今天，進行足夠可靠的基因分析所需要的最小樣品量，大約為五個皮克，也就是一兆分之五克的份量。」儘管如此，這個不可想像地微小的量，也只有當作案現場遺留下的痕跡，和一名嫌疑犯的遺傳基因相符時，才能為偵查人員提供幫助。

將來，基因分析也應當協助警方，追緝罪犯。至少，一部分基因學者希望不久之後也能夠從作案後遺留在現場的頭髮、血液和精液當中，搜尋到有關未知罪犯長相的線索。他們的未來幻想是，只要做一個小小的基因分析，警方就可以知道，他們要追緝的罪犯，長得是什麼樣，比如是不是白臉、紅發、藍眼睛，是不是長著個禿鼻頭等等，因為頭髮和眼睛的顏色、一定的臉型，以及其它一些特徵，是由遺傳基因所決定的。那麼，是否可以根據基因的痕跡，繪製出一張追緝罪犯的摹擬像呢？對此，學者們意見大相徑庭，討論得非常持續和熱烈。

對摹擬像持樂觀態度的學者之一，是美國南罕布頓大學的希利。他主要研究頭髮、皮膚和眼睛顏色的基因控制原理。他猜測，只有4到5種基因，是負責控制人體皮膚中的不同色素的，另外一種基因，在紅頭髮的人身上出現得多一些，但是在非洲的黑人身上卻為零。

然而，德國學者布林克曼卻很懷疑，是否在不久的將來就會出現由遺傳基因數據構成的通輯令。他說：「目前，這樣的分析還不可能。但是將來這方面的有關知識，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到法醫意義上的作案現場痕跡學，還很難說。」此外，就一個人的長相而言，先天的因素固然重要，但是後天的經歷，以及周圍環境的影響，也會留下深深的刻痕。

其他遺傳學者對能否從遺傳基因中，推論出一個人的種族來源很感興趣，因為一定的基因組合，在世界上不同地區的人身上出現的頻繁性也不同。比如德國哈勒大學法醫研究所的克林查就發現，在一群奧地利人和埃及人當中，根據基因標記，就可以以85％的把握，斷定出他們來自哪個國家。

但是，這樣的方法達不到100％的把握，而只能提供一種概率說法。位於德國萊比錫的馬克斯• 普朗克人類進化學研究所的派波說：「舉例來說，科研結果表明，一種一定的基因組合，出現在芬蘭人身上的機率是60％，德國人身上的是40％。可是，對偵查罪犯來說，知道這一點又有什麼用呢？」也就是說，在單個案例中，它的訊息值是很低的。布林克曼警告說：「在作案痕跡中發現一種典型的遺傳基因樣式，並不能看作是一個人來自何方的證據。」

目前，由遺傳訊息構成的通輯令，還只是很值得提出疑問的幻想。與此同時，德國科隆的偵查生物學家貝內克已經在考慮未來的法醫學可能會面臨的、完全是另外一種類型的困難了。雖然許多基因學家一再強調，絕對不會有克隆人問世，但假如他們當中那些極少數肆無忌憚的、今天就已經計劃進行克隆人實驗的同行，一旦成功的話，那麼警方就將面臨新的問題，因為對使用克隆羊多莉的方法，所繁殖出的一群個體，就像同卵雙胞胎一樣，利用今天的基因分析手段，是區分不開的。因此，每當警方根據對作案痕跡的基因分析，而懷疑一組克隆群的某一位成員為嫌疑犯時，他都可以開脫說：「這肯定是我們克隆群裡的另一位干的。」

科隆大學的貝內克和他的同事不久前在「國際法醫基因學學會」在德國的明斯特舉辦的一次會議上，介紹了他們研究出的一種方法，可以對付這樣的藉口，無論是對未來的克隆人也好，還是對今天的同卵雙胞胎，因為兩個遺傳基因完全相同的人，在隨後的一生中，他們的基因會慢慢地發展出區別來。原因在於，在負責生產抗體的免疫系統的細胞中，遺傳基因的各個小段落，總是在以隨機的方式，不斷進行重新組合。只有這樣，人體內才可能生成大量不同的抗體，人的抵抗系統才可能對侵入人體的未知病原體做出反應。

人體內的抗體種類越多，遇到病原體入侵時恰好有一個合適的、並可以使病原體變得無害的機會就越大。憑借所謂的記憶細胞，人體會記錄下這樣的戰績。這種細胞的基因，就相當於某種抵抗戰爭勝利的光榮榜，因此，即使在同卵雙胞胎的身上，這種基因也是不一樣的。因為在血液中也可以找到這些記憶細胞，所以，利用它們的幫助，便可以在罪犯和他無辜的同卵兄弟或姐妹、或克隆群之間進行區分了。

貝內克強調道，這一方法還沒有經過實際檢驗。但是，它很可能還是會比克隆人的試驗，成熟得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