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台灣立法院8月通過鞭刑公投案，遭到中選會否決、無法付諸公投後，國民黨立法黨團9月底再度提出「鞭刑入法」修法草案。台灣人對於嚴刑峻罰和死刑支持率一直居高不下。2024年經憲法法庭釋憲後，台灣已限縮至須符合合議庭法官一致決等極嚴格的實質條件，才能判處死刑。台灣法務部則在2025年1月16日、釋憲後的首次依法執行死刑槍決。

當社會大眾的目光普遍聚焦於如何透過「鞭刑」與「重啟死刑」來伸張正義、嚴懲罪惡時，導演李家驊的新片《我的爸爸是死刑犯》將鏡頭轉向了喧囂背後的陰影處，不談法理的對錯，也不試圖與主流民意對抗，而是嘗試揭開國家機器與社會輿論在執行正義時，所連帶刻印在無辜第三者——死刑犯子女——身上的終身烙印。

紀錄片以三位死刑犯子女的角度出發，拍下他們在爸爸犯案後受到的影響。在片中出鏡受訪的死刑犯鄭武松，2002年擔任拖車司機，因為懷疑前妻與某皮革工廠陳姓工頭有染，潛入工廠持刀殺害兩人，隨後投案，並在2005年判死刑定讞，關押超過21年至今尚未執行。鄭武松和前妻的兒子鄭宜修（當年15歲）是本片主角，另一個兒子鄭芷淵（當年17歲）也出現在紀錄片當中，他們同時是加害者家屬，也是被害者家屬。其他死刑犯子女，因考慮被害者家屬感受，用隱去身份的方式在片中呈現。

DW：為什麼選擇從死刑犯子女的角度出發？

李家驊：其實我一開始就是想拍，從死刑犯子女的角度出發，不過2016年決定拍攝死刑議題時，我們曾經做過田野調查，也接觸了幾位可能的受訪者。但當時遇到的對象都是未成年人，為了保護他們，最後只好改變方向，先拍攝死刑犯的父母，也就是《我的兒子是死刑犯》。

《我的兒子是死刑犯》上映時，其中一位這次的受訪對象來看電影。他看完後告訴我，自己很感動，因為第一次有人願意站在他們的角度說故事，也第一次感覺到自己被理解、被同理。那時候我原本以為，這樣就「功德圓滿」了，可以回家了。但聽完他的故事後，我才突然意識到，也許這部片還有一些沒有完成的事情。

回頭看《我的兒子是死刑犯》，我覺得裡面仍然有很多遺憾。當時受到各種條件限制，雖然和受訪者聊了很多，但彼此的信任可能還不夠深。電影最後有很大一部分是法律工作者的說明，真正接觸當事人的篇幅相對少。所以我開始想，如果這次有一個機會，是不是應該把原本想做、卻沒有完成的事情做完。

鄭武松的案件，一直都很吸引我。後來剛好因緣際會認識他的兒子宜修，也得到一些人的協助，讓我覺得好像所有事情都在告訴我，應該要做這部片。但老實說，這次拍攝比上一部痛苦好幾倍。我其實一直都想逃走，也很不想再碰死刑這個議題。

DW：要取得他們的信任困難嗎？

李家驊：我沒有一個明確的時刻，覺得「現在他們完全信任我了」。到現在我都不敢說他們完全信任我。我的拍攝方式是和受訪者變成朋友，所以表面上我們很親近，但在每一次個別訪談裡，我都會意識到，我們中間其實還是有一堵牆。

我問他們：「你爸爸的事情，是不是把你害得很慘？」三個人的回答都差不多，都是說：「沒有被影響啊，我過得很好。」他們不是在騙我，而是覺得，就算講了我也不會懂。這是我們之間永遠存在的差距，我們始終是局外人。

但當三個孩子聚在一起時，情況完全不一樣。他們一坐下來就說： 「我爸真的把我弄死。」另一個人馬上就能理解：「我爸也是。」那一刻我很清楚地感覺到，他們彼此之間有一種我們永遠不可能完全理解的共鳴。

我們第一次安排他們見面時，甚至先花了一個小時，播放3支關於各自父親案件的小短片。因為他們其實都不太清楚自己父親的案情，家人不說，父親也不說，媒體上的報導又很片段。他們看完後第一個反應是：「原來我爸的事情是這樣。」後來三個人一起聊天，原本預計只租6個小時的攝影棚，結果他們從午餐聊到晚餐。

我覺得那不只是拍攝，也是某種相互療癒。有人第一次對他們說：「我懂。」但也正因為和他們太靠近，拍攝變得非常痛苦。紀錄片最害怕兩件事：一是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不知道要拍什麼；二是發生了事情，而那通常不是好事。

當我聽到宜修出事（試圖輕生）時，第一個念頭竟然是：「有東西可以拍了。」接著回家就陷入很強烈的自我厭惡，覺得自己竟然因為朋友受傷，而對有拍攝內容感到開心。最後一次發生類似情況時，我決定自己再也不拍這個題材，因為我已經沒有辦法承受這種情緒勞動。

DW：會覺得死刑犯子女也受到社會懲罰？

李家驊：我覺得，加害者家屬也是受害者。他們其實沒有做錯什麼，但台灣、甚至整個華人文化裡，家族觀念和「連坐」的想法還是很強。像鄭捷做了那麼可怕的事情，很多人會希望他的父母出面負責。但如果真的去理解他們家的狀況，就會發現他的父母可能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他們本身沒有做錯事。

死刑犯的父母很容易產生一種想法，覺得是不是自己把孩子教壞了；但死刑犯的孩子可能會想：這關我什麼事？片中的兩名女生，其實和父親並不熟。他們從小到大，父親就是不斷進出監獄，某一天卻突然被告知：你的爸爸做了非常可怕的事情。在學校裡，甚至還有人用「沒有爸爸」這件事去關心他們。他們可能會想，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

我覺得他們的心態某種程度上比死刑犯父母更健康，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是無辜的。可是，怎麼可能沒有影響？他們可能3個月就要搬一次家，一下住舅舅家，一下住叔叔家，長期寄人籬下。青春期裡，沒有固定可以依靠的長輩，也不知道身邊的人究竟是不是真的關心自己。他們可能把這些事情講得很輕描淡寫，因為那已經成為日常，但這不代表他們沒有受傷。

有些孩子甚至一輩子都不知道父親究竟做了什麼。家人不願意說，奶奶會說：「小孩子不要問。」父親也可能只說：「事情就這樣，沒什麼好說的。」他們只能自己上網查，但媒體報導通常很片段，無法真正理解案件的全貌。我們後來整理卷宗、訪問律師，讓他們第一次比較完整地知道父親案件的不同說法。那時候他們才發現原來自己一直知道的，只有「爸爸殺了人」或「爸爸做了什麼」，卻從來沒有真正聽過父親對案件的說法。

DW：會不會擔心作品被理解成替死刑犯「洗白」？

李家驊：我不認為這部電影是在替死刑犯洗白。在討論死刑這個制度之前，必須先承認死刑犯也是人。如果我們連他是不是一個人都不願意討論，那就沒有必要談制度。

我做的事情，是讓大家看見：他們也是人。對很多人來說，只要把「畜生」當成人看，就是洗白。如果這樣就叫洗白，那我就「洗白」。但我認為，法治和程序正義保護的是所有人，不只是好人。這個「所有人」也包含犯下重罪的人。今天如果我們可以用各種理由剝奪壞人的權利，明天也可能有人用同樣的理由剝奪我們的權利。所以保護他們的權利，不只是為了保護他們，也是為了保護我們自己。

DW：如何面對被害者與被害者家屬的痛苦？

李家驊：理解一個人，不等於原諒一個人。看見他的處境，也不代表否定他造成的傷害。人的痛苦本來就不能比較。被害者家屬的痛苦，和加害者家屬的痛苦，不會是同一種痛苦，也不能拿來互相比較。但這不代表我們只能選擇其中一邊。

沒有任何支持廢死的人，會不在乎被害者家屬的狀態與權益；同樣地，在乎加害者家屬的權益，也不代表就和被害者家屬的權益衝突。我希望被害者家屬和加害者家屬都能夠好好活下去。我不能因為希望被害者家屬好好活著，就期待加害者家屬必須一起去死。

DW：希望支持死刑的觀眾看見什麼？

李家驊：我從頭到尾都不希望這是一部提供答案的電影。我沒有要告訴觀眾，從今以後你應該支持死刑，或者應該反對死刑。我自己原本是非常支持死刑的人，後來因為開始做功課、真正去理解這個議題，才慢慢動搖，最後改變立場。

所以我希望能夠把自己當初的經驗交給觀眾：讓他們發現，原來這件事情可能和自己原本想的不一樣，也許還可以再想一想。你最後仍然支持死刑，沒有關係。但不能在沒有做功課的情況下，就認定這個制度完全沒有問題。

我覺得台灣社會在面對重大公共政策時，常常太依賴直覺。大家以為自己已經知道答案。你可以憑直覺決定要不要買股票，因為最後是自己承擔損失；但公共政策會影響整個社會，不能只靠直覺做決定。因此，我希望做的不是說服誰改變立場，而是稍微鬆動大家原本堅定的答案，讓大家願意先聽一聽、先理解，再決定自己要站在哪裡。

支持死刑和反對死刑的人，其實有很多共同目標。我們都希望被害者家屬可以好好生活，都希望降低犯罪率，也都希望制度有效、對社會有幫助。我們真正不同的，可能只是相信的路徑不同。既然終極目標一樣，為什麼要彼此當成敵人？

我現在會提醒自己，先聽對方想說什麼。因為我回頭去理解自己當初支持死刑的心情後，才發現，那些人和我並沒有想像中那麼不同。

這部片和上一部不太一樣。上一部比較像是在討論制度：死刑為什麼會發生？死刑之後又會發生什麼事？這一次，我更想回到人的狀態，讓觀眾看看，一個人被這個制度影響之後，生活究竟變成什麼樣子？

如果觀眾看完覺得他們過得很好，那我也沒話說。但如果你真的看見芷淵、宜修，以及其他孩子和父親之間的關係，就會發現，他們其實都很委屈，只是不太會說出來。

DW：會不會擔心被批評不客觀？

李家驊：紀錄片從來不可能完全客觀。如果有人告訴你紀錄片是客觀的，只有兩種可能：第一，他不懂紀錄片；第二，他在騙你。紀錄片一定有選擇、有觀點、有拍攝者的位置。如果紀錄片真的完全客觀，那也就沒有觀看的必要了。

如果現在再問我一次，我還是反對死刑。但這部電影並不是要直接告訴觀眾「你應該支持死刑」或「你應該反對死刑」。我希望觀眾先不要太早下判斷，先去做功課，理解這個議題可能和自己原本想像的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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