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1988年9月我拿到聯邦德國簽證的時候，還有另外一個德國存在 -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簡稱東德。西德有聞名全球的漢莎航空公司，東德的國有航空公司叫國際航空。當時兩個航空公司都沒有中德之間直飛的航班，所以我在選擇航空公司的時候把價格作為最重要的準繩。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國際航空一張北京飛東柏林的機票大約800西德馬克；而乘漢莎由北京前往法蘭克福，要拿出兩倍的馬克數。於是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國際航空。

我當時仍然以為東德還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樣板國家，不知道東德的經濟已經瀕臨崩潰。一般來說，假如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糟糕透頂，那麼外國遊客對該國的航空公司也會滿腹狐疑。這就好比現在我們很難想像乘坐委內瑞拉航空公司的客機。因此，當我的一位西德朋友得知我選擇了國際航空時，驚訝地問："你活膩了嗎？ "

一個小小的米兔故事

不過，當我去國際航空駐京辦事處取票的時候，馬上意識到這家航空公司真的不同尋常。辦事處唯一的一名工作人員 -一個頭髮稀疏、肚子前凸的男人跟我講了幾句話之後，突然把門上掛著的"Closed"牌子轉向外面，把門反鎖，把我像獎杯一樣地舉向空中。掙脫掉這個倒胃口的男人、拿著機票走出門的時候，我的心仍在突突跳。

我結識的第二個東德人是飛機上我的鄰座。他簡直就是上面那位國際航空工作人員的反面：談吐得體、和藹可親。我們幾乎聊了一路 - 談我在科隆的計劃、他在北京使館的工作，還有歌德海涅。他這一次回家是為了與家人共度國慶節（東德國慶節是10月7日）。我第一次坐飛機的緊張以及在北京機場與父母離別時的惆悵都被飛機上愉快的聊天沖淡了。

箱子不翼而飛

不過，一落地就迎來對我神經的真正考驗。站在東德舍內費爾德機場行李傳送帶旁邊，我望眼欲穿，卻怎麼也不見我的深藍色箱子。直到傳送帶邊只剩我一個人的時候，我感到腿開始發軟。起飛之前，我設想了種種可能面臨的困難：我的德語不夠好，只能聽懂不到一半的課程；我不喜歡奶油乳酪，又不會做飯，會不會整天飢腸轆轆？可我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箱子會不翼而飛，我將不得不"裸入科隆"。

去乘客服務中心登記遺失並詳細描述了箱子內容之後，一位上了年紀的男人突然站到我跟前："對不起，我可能誤拿了您的箱子。"我感到哭笑不得，二話不說便提起箱子走向海關。那裡的長隊足有一裡地。我看看表：那位老先生一走眼，耽誤了我整整一小時。在飛機上結識的來自曼海姆的一對兒肯定不會等我一起乘火車了。

我很快明白為什麼海關前的隊伍這麼長：所有外國人模樣的乘客都必須打開箱子，接受嚴格的檢查。我再一次感到腿發軟，因為箱子是爸爸幫我裝的。假如奧運會上有裝箱這一項，我爸爸一定是獎牌的熱門選手。假如現在海關工作人員把我的箱子翻個底朝頭，打死我我也不可能把箱子復原。

東德紳士

此時我的保護神出現了 - 他就是飛機上我的鄰座。他站在長隊的另一端、海關人員的後面。看到我之後，他大聲朝我的方向喊："這麼半天你去哪兒了？"緊接著他對海關人員解釋："這是我太太。我們走散了。"那位一臉嚴肅的東德官員馬上向我露出微笑，並示意我可以直接去找我的"先生"。當時周圍的人們一定聽到了我心裡石頭的落地聲。那位東德紳士表示，他等了半天只想對我說，很欽佩我的勇氣，並祝我好運。

如果對國際航空做個總結的話，在飛行期間，我沒有一刻感到不安全，和後來的漢莎大同小異；北京辦事處那位不檢點的工作人員應當是個例外；事後看來，箱子一度丟失可以算作是旅遊冒險的調料。唯一讓我感到遺憾的是連那位東德紳士的名字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