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內媒體援引國務院扶貧辦官員劉福合透露的消息報導，從2009年開始，中國將啟用新的扶貧標準，取消絕對貧困人口和相對貧困人口的區分，而把現行的低收入標準作為新的扶貧標準。中國現行的絕對貧困線為年收入785元，而所謂相對貧困線，也就是低收入的標準為1067元。2009年的新扶貧標準將建立在1067元的基礎上，根據貧困地區的物價指數進行調整，有望超過1100元。消除貧困是聯合國新千年發展目標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去年9月，中國宣佈成為第一個提前完成將貧困人口減半目標的國家。然而隨著新扶貧標準的啟用，扶貧對象的增加，中國的扶貧工作無疑面臨新的任務和挑戰。

曾撰寫《中國農民調查》的作家陳桂棣認為，中國政府現在提高貧困線，改變扶貧標準的原因一方面在於近年來中央財政用於農村的支出處於增長趨勢，說明政府希望將更多的資金轉移到農村建設中去；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物價也在不斷地上漲，其實已經加重了貧困程度，而如果扶貧標準還停留在過去的水準上，就實在太低了。陳桂棣表示，長期以來，中國在政策上過於向城市、向東部沿海地區傾斜，而對農村投入得太少，"欠賬"太多。儘管中國的人均收入水準在不斷上升，但是貧富之間的差距也在不斷拉大。陳桂棣說："我舉個例子：根據我們掌握的數據，從1997年到2003年，城市人口的收入平均每年就增加500元，而農村人口的收入在這六七年間總共才增加了500元。這個差距是很大的。所以政府採取這種措施，也就是想方設法地減緩這種城鄉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現實。"

改變扶貧標準的同時，也要求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進行更大投入，包括交通條件、醫療衞生條件的改善，落實教育的普及，這樣才能避免貧窮問題導致思想落後、教育水準低，進而形成惡性循環。因此，陳桂棣先生認為，提高貧困標準，等於要投入更多的資金，有可能是中央財政投資為主，地方政府支持為輔。但是，中央的決策和投資是否能夠不走樣、不打折扣地在地方和基層得到落實，這恐怕將是扶貧工作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陳桂棣說："現在基層政權的改革進行的還比較慢。特別是中國的農村還不像日本、韓國和台灣，他們都有很成熟的農會或是合作社，能夠代表農民利益來接受中央的財政撥款。而在中國接受撥款的都是地方政府，如果他們有為農民服務的想法的話，就可能會把資金轉發下去。但僅僅是靠他們的覺悟和良心這個問題就很大了。"

陳桂棣講述了一個例子，前一段時間他陪同香港記者到湖南農村去，本來是很高興地告訴記者，經過三十年的改革，農村的變化還是很大的，比如義務教育階段學校的學雜費已經全部免除。可是到當地學校一瞭解，發現這個政策根本沒有得到真正落實，那裡的學生仍然要交200元左右的學雜費。因此，中央政府推出的政策和下撥的資金能不能落實到位，這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陳桂棣說："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強監督。但是現在的監督並不是一種剛性監督，所以這也讓我們感到很憂慮。包括現在中央拿出了四兆来拉動內需，解決金融危機的問題，這都是好事。問題是這四兆的資金下去之後，雖然政府都派了監督人員下去，但能否全部解決問題，就很難講了。"

陳桂棣還指出，中國推出的四兆刺激經濟計劃，主要是為了拉動內需。這個方向是正確的，但是如果中國八九億的農民不能成為消費者，農民的購買力不能得到提高的話，拉動內需就無法實現其真正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