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知識分子不滿意這樣的回答。他們看到，現有的政治體制限制了中國社會和國家的現代化。政府所期望的變革仍然大多從上至下通過指示和命令來貫徹，結果是有的得到執行，有的不予理會。這樣，政治越來越腐敗，並受到黨內各個利益集團的操縱。

所以，著名的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前校長二月份在理論刊物『炎黃春秋』上撰文，要求樹立憲法的絕對權威。否則無法清除黨內腐敗，中國無法民主化。也就是說，無法救中國。他與北京政法大學校長都主張承認不同的社會主義模式，認為世界上沒有人可以壟斷解釋權。他們警告說，東歐社會主義失敗的主要原因是黨在國家、意識形態和經濟中的獨裁。他們都認為，直到國家最高機構，都應實行直接選舉，應該實行獨立司法和媒體自由。

在以調查式新聞著名的周刊『南方周末』中，要求法制和守法的呼聲也日益強烈：無論地位、名稱和職位如何，法律面前應該人人平等。中國人在私下談話時，也一再表達了對政治透明和民主話語權的願望。過去幾年，中國社會大大增強了多重性，形成了不同的社會群體，它們尋求表達政治看法和參與政治的可能性。」

中國知識分子是有保留的思想家

法蘭克福匯報回顧了五十年前中國那場主要針對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文章認為，與當年相比，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在政治上已不再敢於諍言：

「 九十年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發生了分化，出現了多元化和國際化。面對國家的限制，他們在自己的內心劃定了思想禁區。即使那些冒著極大個人風險、敢於指出諸如農村或司法中具體弊病的人也不會去觸及圍繞黨的壟斷統治權而建立的範圍。中國的知識分子只能是有保留的思想家。

今天中國如果出現動蕩，除了個別作家和律師以外，大學生或作為階層的知識分子不會再次成為源頭。顯然，1957年、1966年和1989年的衝擊波太大了，改造知識分子這一手段又以另一種形式出現：如果說，1989年之前改造的模式是下放農村，此後則採用扔入『海』中的做法，也就是把知識分子投入市場，這一著棋看起來很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