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青時代》改編自蘇州作家蘇童的同名中篇小說。故事敘述了1975年文革末期在蘇州的一些小孩子形成幫派，互相打鬥。他們並沒有真正的黑幫意識，也沒有具體的政治訴求，然而在當時的政治文化下，暴力成為了他們宣洩青春的唯一途徑。

作者蘇童的作品歷來備受電影導演的親睞。張藝謀的大紅燈籠高高掛就改編自蘇童的小說。賈樟柯說他想拍刺青時代，因為書中那些孩子的故事和他小時候在山西小城裡的經歷很相似，所以他特別有共鳴。然而當籌拍工作一切順利時，影片內容卻遲遲沒有通過相關的審查。

對此，賈樟柯說：「主要是在表現的尺度上可能還需要溝通。並不是文革不能排，而是排到什麼程度，才能把當時的時代背景全面地反映出來。這是一個需要討論的事情。」

影片通過審查最大的障礙就是片中涉及的少年暴力。《刺青時代》的開頭就是一群少年們喊著「座山雕」、「一撮毛」等滑稽的綽號，用鐮刀、長矛和鐵鏈互砍，鮮血四濺。此類群架構成了原著的主要內容。賈樟柯自己也表示，要把該片拍為某種意義上的動作片，角色表演要夠狠，這樣才可以表現出文革中的暴力美學。他說：「整個文革是一個武化的事件，這種武鬥是具有武的美學構造的。一代人在武化的背景中成長，這可能就是我想要表達的時代主題吧。」

內容涉及文革的影片往往會有坎坷的命運，就連大導演的大製作也難逃被禁的下場。比如陳凱歌的霸王別姬，張藝謀的活著，和田壯壯的藍風箏。賈樟柯認為文革之所以還是藝術創作上的一個禁忌，是因為很多人不想正視歷史。

他說：「它還是來自於我們對記憶的認識吧，因為國內有一種觀念就認為它是民族的一個傷痛，剛剛過去，最好不要觸摸它。對於我們創作者來說，記憶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不能忘記記憶以及它給國人帶來的影響。」

反映文革期間青春暴躁的電影通過審查的也不是沒有，比如《陽光燦爛的日子》，但《陽光燦爛的日子》多少是將殘酷的青春理想化、浪漫化了，而《刺青時代》要陰郁得多，也要血淋淋的多。賈樟柯認為中國的電影審查制度需要引進國外的分級制。如果有分級制，很多東西就可以比較客觀地去操作。當被問及是否希望看到中國電影創作上有更大的自由時，他說：「這是很多導演的希望吧，因為2003年之後國內審查的尺度逐漸在放鬆。但是我覺得必須反復強調的一點就是這必須有法律的保證，而不是政治性的改變。」

在等待《刺青時代》通過審查的同時，賈樟柯將攜帶最新完成的紀錄片《無用》再度角逐今年秋天的威尼斯影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