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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爆發45周年:回顧與展望

2011年8月18日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首次接見百萬紅衛兵。毛的一句"要武嘛"給暴力文革全面展開"撐了腰"。十年文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經歷的後果最慘痛的政治運動,對今天的中國社會也有深遠影響。

圖片來源: AP

45年前的8月18日,毛澤東、林彪等人在天安門廣場首次接見來自中國各地的紅衛兵。毛澤東身著軍裝亮相並接受了紅衛兵代表獻上的袖標,成為支持文攻武衛的有力表白。此後,中國進入全面混亂狀態,一場瘋狂的暴力政治運動全面展開。引用中國官方對文革的評價,中國經歷了"十年浩劫"。

十年文革給中國帶來巨大損失。按照葉劍英1978年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說法,"整了1億人,死了2000萬,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而武鬥期間對文物古跡、珍貴書籍資料等文化財產的破壞根本無法用金錢來計算。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數也沒有正式統計。至少北京政府至今沒有公開過相關數字。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副教授、"文革資料庫"主編宋永毅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認為,拋開文革給中國造成的經濟和傷亡損失,文革最大的影響是徹底摧毀了中國人的傳統道德:

"中國歷來是講究家庭觀念的,子女對父母有贍養孝順,在外人面前維護其利益的責任。但是在文革中,出現了大批的'兒子揭發老子''妻子丈夫互相背叛'這樣的事情,把最基本的人之常情的東西都摧殘掉了。"

反面典型與正面教訓

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退休研究員、文革研究學者徐友漁認為,文革起的所有直接後果都是負面的,但反面教訓某種意義講也有積極影響:

"文革是一場災難,但並不是所有國家都有機會經歷這樣的災難,吸取教訓,發現自己體制的弊病。文革把所有問題都推向了極端。經過這場災難後,中國人知道不能再走以前那條道路。"

1976年毛澤東逝世圖片來源: APImages

徐友漁具體分析說,如果沒有文革對中國經濟的崩潰式摧殘,中國也許不會選擇開放市場走市場經濟道路;如果不是文革毫無保留地踐踏了司法制度,中國的司法建設也不會吸取教訓。

毛澤東逝世和文革正式結束後,大部分曾因批評或懷疑文革的所謂"反革命分子"獲得平反。對毛"敢怒不敢言"的老百姓文革後甚至可以放心地把毛主席紀念章等物品賣廢鐵。但是毛的影響從未從中國的政治和社會舞台上消失。毛的巨幅畫像仍懸掛在天安門城樓,100元人民幣上還印著毛的頭像,毛澤東思想是中國高等院校的必修課。對毛的崇拜和神化近年也有抬頭之勢。幾個月前,經濟學家茅於軾只因撰文"把毛澤東還原成人"引起轟動,文章很快被"和諧",茅本人也遭到左派猛攻。德國弗萊堡大學漢學教授、《對毛的狂熱崇拜》(原書名Mao Cult)的作者丹尼爾‧利澤(Daniel Leese)認為,毛在中國社會至今不可動搖的位置是執政政府出於實用主義的考慮:

"早在1978年時,有過關於是否該把毛的畫像從天安門城樓摘下來的考慮。當時鄧小平認為,摘下毛的畫像比繼續掛著帶來的麻煩會更多。這就說明,北京政府需要一個執政的意識形態基礎。蘇聯否定史達林還可以拿出列寧,可毛澤東之前沒有別人。毛作為開國元勳也不是隨便就能從歷史中抹去的。而且中共還可以本著一貫的所謂'接班'傳統,毛澤東思想之後又有鄧小平理論,然後是江、胡等更多的執政理論。"

「紅色旅遊景點」遊客可以穿上革命軍裝留影圖片來源: ap

紅歌唱給誰聽?

如果說毛能在製造了大躍進和文革兩場災難後還能保持"崇高地位"是因北京當局的政治考慮,那麼老百姓中不乏有人懷念毛澤東時代又作何解釋呢?在薄熙來大搞"唱紅歌給黨聽"之前,北京景山公園、陶然亭公園每天就有市民自發唱"紅歌"。漢學家丹尼爾‧利澤認為,這是中國百姓對現實不滿的表現: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隨著中國收入懸殊愈發明顯,才產生所謂的懷舊情結。在這些歌曲的創作年代,中國人都很窮,至少很平均,但現在這麼不平均。通過唱這些老歌,人們也表達對現狀和現任政府的批評。"

北京學者徐友漁則主張不要對"唱紅歌現象"作過多的政治解讀:

"中國共產黨在和國民黨鬥爭的時候就把文藝作為武器,不少有才華的文藝工作者創作了大量優秀作品,雖然內容和目的是服務於共產黨的統治,但是旋律很優美,有吸引人的地方。而且那時候整整一代人,他們一輩子就只有這些歌曲可唱,頭腦裡就記住這些歌。現在他們唱紅歌,並不意味著他們對紅歌反映的那個時代的意識形態的充分肯定。"

文革話題還是禁區

文藝作品和文化活動依舊是北京意識形態宣傳的重要手段。媒體報導稱,僅重慶市三年來搞的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系列活動,總共花費2700億元。重慶宣傳部長立即回應,稱報導不屬實,但沒有公佈具體耗費資金數目。有數百位明星聯袂出演的兩部大型歷史影片《建國大業》和《建黨偉業》投資數千萬,票房在幾天內便過億。然而反映中國文革時代現實的影片如《陽光燦爛的日子》和《活著》在放映時屢遭坎坷以及禁播。

中國大陸少有對文革的公開討論,相關學者研究文革史也經常遇到干擾。旅美學者宋永毅1999年回中國蒐集研究文革的資料時被捕。在國際媒體和政界的呼籲和施壓下,北京當局最終放人。社科院退休研究員徐友漁坦言,作為研究文革的學者他的壓力很大:

"研究文革的人實際上是受到壓制的。我們1996年召開了一個文革研討會,沒有談任何政治問題,就是文革這段歷史。後來警察來追究我們。實際上我們是做了一件非常正常的也該做的事。但是我們都受到這樣的待遇。現在有很多人對文革有誤解,就是因為壓制對文革的研究。我們想把文革的真相告訴現在的人和後人,但這種工作是不允許做的。"

作者:謝菲

責編:敏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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