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源頭爭議再起 湖北疫情初期文件曝光
2020年12月2日
（德國之聲中文網）「新冠病毒大概率起源於義大利」，「新冠大流行起點是義大利北部」，「還武漢清白？」——幾天前中國媒體興奮地紛紛引述德國病毒學家亞歷山大‧凱庫勒（Alexander Kekulé）的這一「說法」。 一時間，輿論間對新冠病毒並非來自中國的質疑，似乎有多了一個有力佐證。
哈勒大學的微生物學教授凱庫勒日前在一次電視訪談節目中表示，目前在全球傳播的新冠病毒是一種首先在義大利出現的G變異體，他說道，「現在在世界各地檢測到的病毒，是在義大利傳播開來的。可以說，那裡是全球瘟疫的開始，而不是武漢。」
面對主持人對這一很容易被簡單化或誤解的表述的追問，庫勒解釋說，病毒「當然是來自中國，是從中國輸入到了義大利，在那裡發生了變異」。因G變體的感染力更強，才得以在全球迅速傳播。儘管也有中國媒體相對準確地轉述了凱庫勒有關發言的大意，不過後面關鍵的這幾句話沒有進入中國受眾的視野。
凱庫勒12月1日在推特上發帖以正視聽：「中國媒體抓住（病毒）G變種在義大利出現，來進行宣傳。新冠病毒流行始於中國，而且其爆發在初期甚至可能曾被掩蓋。」
德國媒體也注意到凱庫勒教授突然成為了中國媒體的新聞人物。《焦點》雜誌報導稱，包括CGTN在內的中國官媒，拿德國病毒學家的話大做文章，是一場訊息宣傳的一部分。
與此相呼應的論點還有：新冠病毒可能是通過進口冷凍食品進入武漢的。《人民日報》11月25日在臉書上發帖稱：專家認為「#COVID19（新冠病毒）不是從中國中部的武漢開始的，而可能是通過進口冷鏈食品和包裝（進入中國）」。
中國不想背這個鍋
《環球時報》11月24日則引用中國疾病控制中心前首席流行病學家曾光的話說，「病毒是在何時何地開始傳播的？很有可能在武漢發現病毒之前，它曾在多個地方共存過」。
早在今年3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就發推稱， "可能是美軍把疫情帶到了武漢"。因為去年10月，有美國軍人參加了在武漢舉行的世界軍運會。
德國《明鏡》周刊則把中國的宣傳和訊息政策稱為「新冠神話」。並指出病毒源頭至今不明的原因之一，是獨立的國際專家調查至今未能在武漢展開。
而且自北京新發地批發市場聚集感染之後，新的本土感染病例的溯源結果往往都是「進口冷凍食品」或包裝。海關檢疫部門密集的檢測也真查出不少「陽性」貨品：厄瓜多爾的海鮮、巴西的雞翅、北美的豬頭。儘管國際公共衞生界對新冠病毒通過食品或貨物傳染始終表示極大質疑，但中國民眾眼下獲得的訊息是：病原都來自國外。
一旦學術界對疫情初始線索有新發現或假設，也會被中國媒體大量片面或斷章取義地引用。例如不久前來自義大利的一篇引發爭議論文稱，去年10月在義大利國家癌症研究改採取的癌症患者樣本中發現了新冠肺炎抗體，因而推測當時義大利已出現新冠感染者。
更有甚者，中國科學家發表在《柳葉刀》預印刊的一項研究還推斷出，新冠病毒最早發生人與人之間傳播的地點可能為印度次大陸。儘管世衛組織認為這項研究「有極大的猜測成分」，但這並不妨礙被當作新冠並非源自武漢的「證據」越來越多。
武漢文件：數字偏低和流感高峰
中國政府一直否認有關武漢疫情在初期被掩蓋的指責，堅稱對情況的處理「透明、及時、果斷」。但是，無論是當時官方媒體的報導，還是李文亮醫生的遭遇，證明並非如此。
美國有線電視網CNN12月1日發布獨家報導，披露一份湖北疾控中心流出的內部文件內容。報導稱，該文件雖然不能證明有人故意企圖對調查數據作假，但它顯示，當局掌握的第一手資料和向公眾公佈的結果之間存在差距。
例如，湖北官方公佈的2月10日全省新增確診和疑似病例為3911例，而該內部文件記錄的為5918例，其中包含1772例臨床診斷病例，顯然未被計入公佈的總數。3月7日官方公佈的新增病例為83例，而文件中則記錄了115例，文件中確診以及疑似病例數與公佈數據一致，但有32例檢測呈陽性者（即中國醫學界曾有爭議的所謂無症狀感染者）未被計入公佈的總數。
此外2月17日的新增死亡人數，官方公佈為93人，而文件顯示為196人，比前者高出一倍。以上數據的差異，一定程度上與衞生系統的統計方法、確診標準屢次發生變化有關。但同時可以看到，在存在不確定性的情況下，當局最終公佈的數字，可能是「取其最低值」。
報導稱，這份長度117頁的內部文件還顯示，在武漢疫情初期，醫療資源緊缺、排隊檢測、等候結果時間過長，預警系統不暢和官僚機制阻礙了疫情得到迅速控制。
此外文件數據顯示，在2019年12月，湖北多地出現了流感大爆發，12月第一周流感病例為上一年同期的20倍。最嚴重的是宜昌、咸寧和武漢。這一現象與新冠肺炎的流行之間是否有關聯，尚無法根據現有資料做出判斷。為此，外界還需瞭解更多有關湖北去年流感高峰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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