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老年人、病人、醫護人員--他們是冠狀病毒危機中風險最大的群體。然而，在歐洲，還有一個很大的特殊風險群體，公眾對之鮮少關注：超過百萬的貧窮羅姆人。對他們當中尤其是生活在東歐、中歐地區的很多人而言，很可能很快會出現一個衞生及人道災難。
他們中間，多數人生存條件惡劣，通常沒有衞生設備。此外，很多人目前還無法繼續從事其非正式職業：例如，撿破爛、食品、日用品或花卉的路邊交易。
羅姆人的難民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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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姆人組織發出警報
然而，問題並不僅這一個。除本就普遍存在的反茨岡人主義外，很多羅姆人還被打上特殊的標籤。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等國在一般的限制手段外，還對羅姆人定居點增加了管制措施，對其實施封閉，或動用警察予以隔離。
為此，在歐洲的羅姆人組織發出了警報。德國辛提人和羅姆人中央委員會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擔心，"中歐、東南歐的極右翼的和民族主義的政客們利用當前的冠狀病毒疫情危機，將其種族主義的立場作為政府行動而合法化並予以貫徹"。
尤其危險：貧困定居點
羅姆人是歐洲最大的少數族群，約有1000萬至1200萬人，其中近一半生活在７個中歐及東南歐國家：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塞爾維亞、馬其頓。歐洲一些最不堪的貧民區也在那裡。
這些貧民區的一大共同點是，人們居住空間極小，很多家庭常常是三、四代人擠住在一室或二室住宅裡。除了在馬路上的少數幾個公用水龍頭外，大多數定居點內沒有自來水、沒有排污系統。對COVID-19新冠肺炎一類疾病的傳播來說，這正是理想條件。
儘管在所有中歐、東南歐國家貧民區的羅姆人的這樣的生活條件和狀況廣為人知，面臨當前的新冠病毒危機，任何地方卻都沒有中央措施，預防發生新冠病毒的快速、廣泛傳播。
保加利亞境內的一個羅姆人住區圖片來源： DW/V. Bojilova 亟需制定社會計劃
在斯洛伐克，新上台的右翼保守主義－民族主義政府看到了這一問題，卻採用了不恰當的行動方式。本周，政府總理莫托維奇（Igor Matovič）宣佈，從本周五起，在首批33個定居點對羅姆人，尤其是對他們當中新近從境外返回的人，作新冠病毒檢測。檢測由軍人看管，由軍醫主持。根據檢測結果，或者將個別居民送入政府開設的隔離點，或者隔離整個定居點。
本周遭解職的今年２月落選的斯洛伐克政府羅姆人事務專員；羅瓦斯（Ábel Ravasz）通過媒體對此提出嚴厲抨擊。他指出，動用軍隊本身就是對羅姆人的一種歧視，而不是讓他們感覺到國家是自己的夥伴。
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若干較大規模的羅姆人定居點被警方和憲兵隊封鎖，原因是，這些天，眾多居民從境外返回，其中一些人明顯違反了隔離規定。在此類軍警措施外，貧窮而尤其受到威脅的羅姆人只在例外情況下才會得到國家的特殊幫助。
在匈牙利，尤其是在該國東部地區，很多羅姆人生活在赤貧條件下。該國羅姆人議會主席、羅姆活動人士霍瓦特（Aladár Horváth）要求為這些定居點住民製定一份專項社會計劃。他致函政府和國家總統，提出一項幫助貧窮羅姆人的《九點危機管理計劃》。他在信函中寫道："在這些隔離住區，居民們沒有餘錢、沒有儲備，沒有醫療服務，父母們擔心，不再有食品給孩子。"迄今，他未收到任何回復。
辛提和羅姆人在歐洲生活已經600年。德國納粹勢力所及地區，辛提和羅姆人被排斥、被強制結扎、被殺害。1945年後，對他們所遭受迫害的爭議曾延續數十年。
圖片來源： Dokumentations- und Kulturzentrum Deutscher Sinti und Roma1941年，德軍最高統帥部指示，出於「種族政治理由」，「從現役部隊開除羅姆人及羅姆混血軍人」。朗姆佩特（Alfons Lampert）和妻子埃爾澤（Else）被送往奧斯威辛，後來雙雙死亡。
護士賈斯廷（Eva Justin）學習羅姆語，以獲得這個少數民族人士的信任。她隨種族研究專家利特爾（Robert Ritter）走遍全國各地，測量相關人群，以求精準登記所有「羅姆人」和「羅姆混血人」。這一調查是民族大屠殺的基礎。
像此圖所示德國西南地區的拉文斯堡（Ravensburg）一樣，在1930年代末，辛提和羅姆家庭在德國很多地方被強迫集中居住在城市邊緣地區的營地裡，四周圍著鐵絲網。任何人都不得離開居住地。所有人都被強制勞動，很多人被強行作結扎手術。
1940年5月，德國西南部阿斯佩格（Asperg）大街上的辛提和羅姆家庭排列而行。他們被送往當地火車站，然後從那裡直接被送至被佔領的波蘭。對其中的多數人來說，這是死亡之旅。他們以後死在了勞動營和猶太隔離區。
克林（Karl Kling）在卡爾斯魯厄（Karlsruhe）小學上學時全班攝於1930年代末期的一張照片上。1943年春季，他在課堂上被人帶走，直接送往奧斯威辛—比爾肯瑙（Auschwitz-Birkenau）的「辛提羅姆人營地」。倖存者報告說，還在被遣送前，他們在學校就遭排斥，有時已不允許上課。
1942年，赫爾伯爾茨海姆（Herbolzheim）市長申請「帶走」辛提人施賓德勒（Spindler）全家。一家16口人被送往奧斯威辛。只有兩人存活。60年後，時任市長席林（Ernst Schilling）將事件的真相公諸於眾。從那時起，該市每年舉行儀式，悼念罹難者。
納粹德國的統治魔爪所到之處，少數族群都受到迫害。辛提和羅姆人在所謂的「吉普賽人營地」、猶太人在華沙的隔離區被圈禁，被送入「滅絕營」殺害。
當紅軍於1945年1月27日抵達奧斯威辛時，也看到了被囚禁的兒童。對辛提和羅姆人來說，解放者來得太晚了。還在1944年８月3日夜裡，營地頭目就驅趕「吉普賽人營地」剩下的囚徒進入毒氣室。
從集中營獲解放後，盟軍或德國有關當局給倖存者們出具受種族主義迫害和集中營囚徒身份證明。後來，很多人卻被指責，他們當時只是因為犯有刑事罪而受到追究的。他們申請賠償的要求遭拒。賴因哈德（Hildegard Reinhardt）在奧斯威辛失去了3個幼女。
1980年代初期，辛提和羅姆人的代表不得不孤注一擲。在前達豪集中營地內，集中營的倖存者們舉行絕食抗議活動，抗議對辛提和羅姆人的刑事化，要求承認他們曾遭受納粹的迫害。1982年，聯邦政府總理斯密特正式認定，辛提和羅姆人是種族大屠殺的犧牲品。
2012年，在聯邦議院大廈近旁的柏林蒂爾加滕區（Tiergarten）建起了紀念納粹時代被殺害的辛提和羅姆人紀念地。尤其在世界辛提和羅姆人日，相關組織呼籲開展拒絕反茨岡主義的鬥爭。直到今天，這個少數族群的很多人在德國和全歐洲依然還感受到多數社會的敵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