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發展已經失去了控制，失去了國際社會的監督。施羅德和他的前任柯爾、施特勞斯一樣越發地忽視了中國發展的政治問題。施羅德在提及這些敏感政治話題時使用的口徑明顯不妥，僅僅顧及到了北京政府的利益。在談到出售哈瑙核原料加工廠的時候，施羅德為什麼沒有問問自己鑑於該設備民用軍用的兩用性是否受到歐盟武器禁運的限制？從政治的角度上看，將這個在德國因為環保考慮而被淘汰的技術出售給其它國家是否符合道德標準？再說了，取消歐盟對一個國家武器禁運的程序應該和當初做出決定的程序相同，即：歐盟國家在就此問題投票時應該全票通過，而不是多數票通過。在台灣問題上，在談及『一個中國』的原則之前，施羅德就應該直接指出中國大陸動用武力威脅台灣並不是一個能夠達到目的的有效辦法。總之，客氣地說，施羅德在中國只是對被北京政府說了一些好聽的話而已。他之所以這麼做只是為了能夠擴大德國經濟界對中國這一廣大市場的入口而已。而面對這一經濟利益，社民黨已經將其執政夥伴--綠黨的綱領拋在腦後。紅綠政府的外交政策時刻受到經濟界的牽制。人們已經不能將德國的對華政策稱為紅綠政府的外交政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