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伯爾基金會出版的這本文集收錄了徐友漁、崔衛平、秦暉、傅國湧、李昌平、賀衛方、於建嶸、展江、胡鞍鋼、劉軍寧和俞可平這11位中國知識分子的新近文章。

德國杜伊斯堡大學教授黑伯勒、中國清華大學教授秦暉、中國社科院學者於建嶸參加了在法蘭克福書展舉行的相關討論會。

"沒有要求徹底推翻整個制度"

黑伯勒教授表示，這本文集展示了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對於中國該走怎樣的道路，有著多樣而不同的看法。黑伯勒教授說，從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中國知識分子對於由國家實行的改革進程緩慢十分不滿，但是，他們絕沒有因此而要求徹底推翻現存的整個制度。

黑伯勒教授同時回顧了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所發揮的提醒當權者矯正錯誤路線的作用，以及1949年之後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1957年的運動以百花齊放為口號，呼籲知識分子對黨、政府和國家的錯誤進行糾正。然而，這一呼籲發出後僅數周就掀起了反右運動，直言不諱的知識分子受到無情的懲罰。這場運動使得中國知識分子很長一段時間裡折斷了脊樑。他們沉默下來。這種情況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才開始有所轉變。"

"當局想試一下，沒有網路行不行"

清華大學教授秦暉收錄在文集的文章是關於經濟危機背景下，中國與世界的互動。但在討論會上，秦暉教授也對主持人和觀眾提出的諸多其它問題給予了精彩的回答。在問及網路对當代中國社會的作用時，秦暉教授表示，在"鄧玉姣案"等事件中網路扮演重要角色的同時，當局對網路的管制也更為嚴厲。他提到他所參加的9月份法蘭克福中國討論會的風波，以及那之後他所撰寫的一篇在網路上廣為流傳的相關文章。秦暉教授說，中國國慶加大網路管制期間，他的這篇文章在網上受到普遍封鎖，但國慶後文章又能看到了。除了特殊時期之外，他還提及網路封鎖的特殊地區，比如7‧5事件之後的新疆。秦暉說："據我所知，新疆不久前就曾試驗過全部取消網路。實際上我覺得這個也是暫時的。但是我覺得，我們的當局還是想試一下，如果沒有網路行不行。一旦需要的話，是不是取消也無所謂。"

"法制的核心在於政府守法"

在問及中國法制存在的問題時，秦暉指出，核心在於公民權利與政府守法。為什麼強調政府守法呢？秦暉說，中國傳統文化對於法有著獨特的觀念，法家強調的是，老百姓要守規矩，國家要制定非常詳細的法律，來規範老百姓的行為，--當然也用來規範各級官吏的行為，但最高領導人的行為是沒有人去規範的。但這樣一個法製造成的後果是：只有從上到下的管制，沒有從下到上的制衡。

秦暉教授說："中國這幾十年一直有一個現象，就是只要一談到法制，往往就被解釋為要管好老百姓。我們經常有一個說法，叫幾部門聯合執法。比如說，在城裡頭髮現了幾個農民工蓋的棚子，也就是Slum(貧民區)，馬上會出動一大堆什麼公安、工商、城建哪，通常的說法叫"五部門聯合執法"，然後就把這些老百姓都給趕走了，把他們的房子拆掉，或一把火燒掉。這個也叫作法制，但在我們看來，卻恰恰是一種破壞法制的行為。所以我覺得，中國在談到法制的時候，公民權利是一定要注意的。否則的話，談法卻往往是破壞法。"

"民主從來都不是選舉聖人的"

討論會上還有德國觀眾提出如何看待台灣民主的問題，秦暉教授表示，他認為，台灣是華人社會實現民主轉型的一個非常成功的範例，因此當然會引起大家的關注。秦暉教授說，以前很多人都說華人由於文化等各種原因，是不能搞這一套的，或者如果要搞，代價一定非常之沉重。

秦暉教授認為，恰恰對這種說法，台灣給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例證。 他說，後來陳水扁被抓，人們又出現了截然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說，你看，民主還選出來了個貪污犯！可是我們都知道，民主從來都不是選舉聖人的。民主的要義就是制約統治者，統治者犯了罪，要抓起來。我覺得台灣恰恰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證。我尤其覺得震撼的是，即使在陳水扁還在位的時期，--他作為總統當然有豁免權，總統在位時你是不能起訴他的，這也是法律的規定--，但是他的家人，在他在位期間，就已經被起訴了，甚至被抓起來了。這個在大陸是無論如何不能夠想像的。然後說，陳水扁貪污，要他把所有的發票拿出來，一張一張核對。--我心想我們中國大陸，你別說總統了，就連生產隊長，你能去查他的發票嗎？當然不是說他的上級了，而是一般老百姓。"

秦暉教授說，現在中國對於民主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這也是多元化的正常現象。有的人經常談及台灣民主的所謂"亂象"。但秦教授認為，橫向比較，與亞洲乃至歐洲國家相比， 如果說民主化過程中有些混亂的話，台灣其實是很少的。

中國社會的"剛性穩定"

中國社科院農村問題學者於建嶸介紹了他在文集中重點闡述的中國社會"剛性穩定"這一概念。他表示，中國目前每年發生約9萬起群體性社會事件，這些事件可以分成三類，一是工人、農民維權，這類抗議的特點是要錢不要政權。於建嶸說，這類抗爭約佔所有群體事件的80%，而且是"以法抗爭"，不會突破法律底線。第二類是所謂的"洩憤事件"，於建嶸舉了甕安和石首的例子，人們傾瀉其怨憤和不滿情緒。他認為，洩憤事件來得快，去得也快，因此也不會影響中國社會的根本穩定。第三類是有組織的犯罪。

於建嶸表示，在中國政府強大的管制力量之下，中國社會處在一種"剛性穩定"的狀況下，"這種剛性穩定有著巨大的風險。但到目前為止，我的結論是，中國政府對這個社會的控制能力還是存在的。就是說，只要改革，只要改革我們的司法制度，只要確定我們的基本權利，通過司法改革，我認為，這些問題是可以發生一些轉變的。"

同樣題目的討論會還將於10月19日在柏林再度舉行，除秦暉、於建嶸兩位學者之外，中國媒體學者展江按計劃也將出席屆時的討論。

作者：苗子

責編：石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