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會主持人伯爾基金會的阿爾特邁耶爾女士在簡短介紹了現場嘉賓後，介紹了主辦這場討論會的背景："近幾年來德國媒體中的中國形象發生了改變。中德媒體互相指責對方在報導中給公眾'洗腦'，指責對方新聞工作者不夠專業。那麼我們想問，中德兩方爭論的分歧究竟在哪？所以伯爾基金會專門對此搞了一個媒體研究。我們也在今天法蘭克福書展上搞這個討論會，希望在座的各位暢談自己的觀點。"

參與討論的嘉賓之一德國埃爾福特大學傳媒學教授凱‧哈菲茨也是伯爾基金會中國報導媒體研究項目的參與者之一。哈菲茨教授說，他在開始參與這個研究時就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德國人對中國或中國人究竟瞭解多少？而哈菲茨教授當初的答案和今天的答案是一致的，"一般說來，德國人對中國瞭解不多，甚至是毫無瞭解。"

哈菲茨表示，在德國學校裡對中國的介紹很少，除了文化大革命以及三峽等幾個巨型工程之外，沒有什麼介紹中國的知識。而要瞭解這麼一個大國，僅靠這點知識是遠遠不夠的。哈菲茨教授認為，正因為公眾的基礎知識不多，才更需要德國媒體通過對中國的報導，補上公眾的這一課。

杜伊斯堡大學政治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黑伯勒也指出，從上世紀90年代起，德語媒體對中國的負面報導尤其多，這同中國的崛起和德國的擔憂不無關聯，"德語媒體往往只看到一方面的中國，而實際上，中國還有其他方面。佔德語媒體報導主導報導角度的是中國存在的侵犯人權的現象。但是中國還是經濟和社會迅速發展的一個國家。而這個方面在德語媒體中卻經常被忽略。"

黑伯勒教授舉例說，如果一家德語新聞雜誌封面上寫著"黃色間諜"，然後在這幾個字後面是一張中國人面孔，那麼這樣挑釁的做法當然會引起中國人的抗議，當然會讓他們感覺受到傷害。

北德意志電視台國際報導組的負責人、曾經作為德廣聯駐北京記者工作過多年的施特凡‧尼曼承認，德語媒體在報導中出現過許多錯誤，許多不能被允許的、尷尬的錯誤，"比如在報導西藏事件時，把尼泊爾警察說成是中國警察。這是可怕的報導錯誤。在媒體中有許多東西都是垃圾，但是這不僅僅是針對中國的報導，在針對其他國家時也有這類水準不高的東西。但我還是認為，這幾年來德語媒體對中國的報導，無論從量還是從質的角度說都有所提高。"

尼曼同時講道，有人說德國駐中國記者總是採訪那幾位"熟面孔"，就是那幾個所謂的異議人士，不去更多地同其他中國人接觸。對此尼曼解釋說："我們要知道，中國和德國不一樣，那裡沒有我們這裡的非政府組織體系，可以組織聯繫許多事。作為外國記者在中國很難找到合適的採訪對象，只有那麼幾個有勇氣的，敢沒有顧忌地對政府提出批評的所謂異議人士。並不是我們只從13億中國人中選出這麼幾個異議人士採訪，而是現實條件往往是很困難的。但是如果您仔細觀察，也一定會在德語媒體中看到有關中國經濟騰飛的報導，看到普通中國人生活的報導，我們並不只是傾聽異議人士的聲音。"

尼曼同時也承認，媒體往往更願意報導負面新聞，從而更吸引受眾群關注，甚至達到某種轟動效應。這種"只有負面新聞才是好新聞"的潛在新聞文化在黑伯勒教授眼中已經過時，甚至只能起到反作用，"海外華人，我可以說99%的海外華人都和國內中國人一樣，認為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報導過於負面和片面，這導致中國政府在民眾中贏得了更多的威信。德語媒體通過對中國侵犯人權的報導從而引發政治變革的目的並沒有實現，而實際情況正好相反。"

參與討論的嘉賓以及台下的聽眾在德語媒體有關對中國的報導上觀點不一，但有一點在討論會結束時，大家都普遍表示贊同，即：媒體中傳播的觀點，並不一定就是公眾持有的觀點。公眾有對某一事物持自己觀點的權利，也有不贊同媒體報導的自由，這才是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最基本體現。

作者:謝菲

責編：石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