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43家出版社，看起來生意興隆，實際上多年來沒有出過一本使人感興趣的書，更不用說暢銷書了。新一代文學家在上海沒有機遇，他們通常在別的地方被人發現，然後回到早已不是冒險家樂園的上海來，參加冒險。在吹吹打打慶祝黨的生日或建軍節時，卻總是出版那些沒有人買的宣傳書籍。如果不是國家按計劃經濟全盤接收的話，許多出版社早就破產了。

葉覺林認為，這種可悲狀況的原因是出版社謹慎從事，過分注意政治上正確，不敢涉足可能有問題的陌生領域。他要求實行更多的市場經濟。這樣的說法聽起來很矛盾，難道上海在經濟上不是全國的榜樣嗎？但是正因為上海是榜樣，黨才如此嚴格地控制這個城市，沒有北京點頭，上海什麼都不能做。

不過，葉覺林是一個富有幽默感的人。為了把上海和上海的文化從意識形態的枷鎖中解放出來，他按照鄧小平的改革精神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法：在上海建立一個文化特區，讓一兩個出版社自己制定出版計劃。無論這幾只鳥如何蹦跳，它們總還在籠子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