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曾經有人對我說過，柏林電影節就像柏林這個城市一樣，大而混亂。我對柏林的瞭解並不多，雖然來過的次數不少，但是每次無論在這個城市的任何一個角落，我都會感覺無法分辨方向，迅速迷失。柏林電影節的規模可能大得像這個城市一樣，它複雜甚至囉嗦且計劃趕不上變化得讓我僅在短短的24小時之內就變得一個頭兩個大。

我找到范儉時已經是晚上8點多。他雙手插在羽絨服兜兒裡站在柏林電影節主會場Berlinale Palast的門前。范儉是個獨立電影製作人，這次來參加柏林電影節"青年訓練營"（Berlinale Talent Campus）單元。這是個為來自全世界的電影"新生代"們提供交流學習相互認識機會的活動。

我顧不上問他到達柏林是否一切順利，而是急著先告訴他，大約半個小時後我必須趕去看台灣導演侯孝賢的影片《10+10》的媒體放映場。我們的談話在碰面地點附近的一家小飯館裡匆忙進行。34歲的范儉看上去是個成熟而謹慎的年輕人，說起話來慢條斯理的。這次他帶著仍在製作過程中的新拍攝的紀錄片《在城市裡奔跑》參加"青年訓練營"，用他的話說，就是接受"大師們"的指導，再盡可能地聯繫一些海外製片人。

"你知道嗎，導演和製片人就像是一對夫妻，他們要互相找對合適自己的人，"他端起桌上的啤酒杯抿嘴喝了一口，"柏林電影節的青年訓練營就是給我們這些導演一些機會去認識世界上一些特別出色的製片人。"他把身子往前探了探，接著說："紀錄片是一種文化產業。紀錄片不完全是生意，但也不能完全把它當成藝術品。我覺得，得讓中國的紀錄片和國際接軌。做紀錄片是不可能閉門造車的。"我問為什麼。他笑了一下，說，"在中國國內沒有紀錄片的市場，也沒有紀錄片的觀眾，同時還缺少拍攝紀錄片的資金。國內缺乏推廣紀錄片的渠道。有些片子電視台根本不會播，播也會刪減。在國外有很多喜歡看紀錄片的觀眾。比如我去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的時候，看到有很多外國觀眾冒雨排隊買票看紀錄片，一張票要9歐元，這可不算便宜呢。可是國內呢，國內的觀眾都在看電視劇。"

2007年，范儉結束了在中央電視台製作紀錄片的工作，開始起獨立紀錄片製作。獨立紀錄片，這也許又是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名詞。獨立於體制之外，做在體制內一定不能做的片子，表達在體制內一定不能表達的內容。可是，去做既缺少市場又缺少觀眾的紀錄片嗎？"你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嗎？"我問范儉。"32歲的時候我開始知道自己適合做什麼，能做什麼。我不適合拍電視劇，我知道我適合拍紀錄片。"他仰著臉看著我說。

《在城市裡奔跑》是范儉獨立製作的第5部紀錄片。到目前為止最令他引以為豪的大概是他的第4部作品-《活著》。去年他帶著這部紀錄片參加了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中等長度競賽單元。"這是對於紀錄片製作者來說最為重要的國際性電影節。" 范儉的口氣中充滿了自豪感。

我對范儉的採訪由於《10+10》的放映而中斷了。等我們再接下來談的時候已經是夜裡11點多。我們坐在柏林中央火車站內的麥當勞繼續著我們的談話。音箱裡傳出痞子阿姆唧唧歪歪的饒舌聲。幾個夜行的旅客喝著咖啡吃著漢堡。"你想嘗一塊芝士蛋糕嗎？這可是有歐洲特色的蛋糕。"我問他。"不不不！我怕胖，這麼晚了不能吃這樣的東西。" 范儉一邊把身體往沙發裡仰一邊擺著雙手。"只吃一次胖不了。"我想告訴他這是歐洲最好吃的蛋糕種類之一。看得出來他被說動了，他舉起叉子嘗了一小口。雖然他說味道不錯，但是他吃得很少，看來他真的怕胖。

我們聊起了他正在創作中的獨立紀錄片《在城市裡奔跑》。范儉在自己的部落格"老范"中對這部紀錄片描述道：他是農民工，又是微博控，他不是賤民，不是子民，他是有權利意識的公民一枚。

農民工老陳和他的家庭在北京已經生活了15年。2010年，隨著北京的城市擴張，老陳一家遭遇拆遷的命運。"他們已經把北京當作自己的家，但現在需要面對城市擴張對他們造成的衝擊。他們想通過自己的努力抵抗拆遷。他自己寫部落格，拍DV發到中國很有影響力的網站上。他去找律師，我覺得這是一種權利意識吧，" 范儉把兩只胳膊架在沙發的扶手上，"我覺得應該拍出面對困境時他的反抗、他的掙扎以及他家庭內部的關係。"

拆遷這樣的話題在中國並不新鮮，無論是體制內的還是體制外，無論是媒體還是影人都在觸及這方面的話題。范儉說："我凸顯的不是衝突本身，而是權利意識。我拍攝的人物身上有很明顯的權利意識、行使權利的願望和行使權利的能力。他雖然文化水準不高，但是這幾年他參加NGO的活動，認識了一些能給他提供幫助的朋友，其中就包括律師。他會用更為智慧的方式對待這樣一場衝突。例如他會去查相關的法律條文，去找國土局要求訊息公開。他寫部落格，寫微博，懂得推廣自己。"

"中國人具有了權利意識，這是件好事。" 范儉瞪著我說。

我們的談話結束了。中央火車站冷冷清清的。范儉捧著那個裝著大半塊芝士蛋糕的小盒子消失在夜色中。我望著他的背影想，他是有獨立意識的紀錄片影人一枚。

作者：洪沙
責編：謝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