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萬輛汽車，6萬台洗衣機，500萬雙鞋。據1989年的一項東德統計，從70年代來就在東德生活的外國工人表現得非常勤奮。他們在工廠裡，在屠宰場和化工廠工作，他們修建住房和公路，當權者之所以招募他們來，因為在當時的德國東部從60年代開始缺乏勞動力。其中一個原因是，二戰後，幾十萬工人出於政治和經濟形勢的原因由東部遷往西部。另一個原因是，東德老掉牙的機器和落後的生產方式要求有許多工人來操作。由於東德不願承認缺乏工人，公開場合中很少提到外國合同工。

當外國工人來到一個村莊或者一個城區時，甚至連那裡的東德公民都沒有得到消息。住在柏林東部馬燦區的塔瑪拉.亨策爾至今還清楚地記得，當外國工人在80年代忽然出現在那裡成了她的鄰居的情景：「我自己完全沒有準備。當時我到商場裡去，只看到商場裡黑壓壓一片，全是黑頭髮。我想：大概這是個代表團。沒有一個人得到消息，誰也不知道這些人為什麼到這裡來，他們究竟是從哪裡來的。沒有人知道。"

柏林這個展覽以豐富的資料讓人們看到合同工們當時在德國東部是怎麼生活的。這個文獻展的舉辦者是柏林Reistrommel協會，這是個以柏林越南人的融合為宗旨的組織，為那些越南人提供社會與政治方面的咨詢。小說，信件，檔案材料和照片顯示，這些合同工是在什麼條件下在那時的東德生活3到5年的。人們很快就會發現，跟德國人的生活水準比，應該說他們的生活狀況是糟糕的。

比如他們掙到的錢就比他們的德國同事少。80年代後期在外國合同工居住的一幢樓裡做照料工作的塔瑪拉‧亨策爾回憶那時合同工的居住條件："一套住宅裡住9個人，每間房間3個人，有個走道式廚房，3個灶頭，老壞。有一個浴缸。所有東西都用手洗，在房間裡晾乾。而這是在三班倒的情況下。可以說沒有一個人能夠安靜地休息。沒有可以一個人待的地方，沒有私人空間。"

亨策爾女士覺得，同樣糟糕的是，這些合同工受到德國當局的監督。她自己是照料者，也得到監督這些外國人的任務："我覺得從早到晚地監督這些人是一種讓人難以置信的監護方法，看他們是否有病假條，她們是否懷孕了，是否把什麼來訪者藏起來了，他們給誰寫信。如果信件來自資本主義的西方，我必須記錄下收信人和寄信人。這已經讓我反感了。"

儘管條件這麼糟，對合同工們來說，在德國工作仍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件事。儘管他們要把一部分薪水上交給他們的政府，剩下的錢已足以用來維持他們在本國的家庭生活。唯一困難的一點是，在東德賺的錢跟其它貨幣相比價值很低。因此，外國人必須把他們的錢投資到商品裡去。然而，據1987年來到柏林的吳庭松（音）回憶，這是很難的："沒有可買的商品，於是我們買輕騎，或者自行車，或者白糖。那時越南什麼都沒有。1976年時，用一輛自行車在河內可以換一片地產。今天用一塊地產的錢可以買兩輛或者三輛汽車。那時我們把自行車寄回越南，父母把它賣了，用換來的錢來生活。"

1989年柏林牆倒塌後，生活在德國的合同工們經歷了一段不知所從的時間。他們的祖國與之簽署了相關合同的國家，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不復存在。外國工人失去了他們的工作，住房和安全。是這個原因促使塔瑪拉‧亨策爾和其他維權者開始為合同工聲張權利。首先，他們探索著，柏林牆倒塌後外國人擁有什麼樣的權利："我們那時帶著我們擁有的有關訊息前往羅斯托克和蘇爾這些東部城市，向這些人傳遞訊息，提供咨詢。而他們從四面八方前來瞭解訊息。一開始的時候涉及的是貨幣聯盟，就是怎麼換他們手上的錢。接下來涉及的是，怎麼讓他們的居留符合聯邦德國的外國人法。他們獲得承認的權利是否又被取消了，現在是怎麼樣的情況。"

亨策爾估計，那時有近10萬個合同工生活在東德，其中約6萬來自越南。其中大多數人在後面幾年裡拿了一筆補償金離開了德國，但有約1萬5000名越南人留了下來。在外國人法多次修改之後，他們終於在1997年獲得了在德國長期居留的權利。這一政治鬥爭在這個展覽會上也以電影和小說的形式得到扣人心弦的描述與介紹。

作者：Silke Ballweg/平心 責編：葉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