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政治原因，Ulrike Poppe在東德時期多讀了三年高中，仍然未能畢業。隨後她為反對黨工作多年，1983-1984年被捕入獄。1992年她去查看東德國家安全部（STASI）留下的關於自己的秘密檔案，第一次看到40個卷宗，後來又看到20個。由此她知道，一些熟人原來是秘密警察的線人。

Poppe女士去找這些熟人交談，問他們為什麼要那樣做。有些人被逼無奈，選擇屈從，有些人則享受監控別人的權力感。她應該怎樣對待他們，怎樣思考歷史、人性和友誼？如今，她不僅要為自己，也要幫助其他人尋找答案--她是布蘭登堡州東德遺留問題處理委員會負責人。

她領導另外七名工作人員，一年多時間來接受了1500人次的咨詢。她的經歷讓其他受害者有了更多信任感。該委員會的工作包括接受咨詢、提出賠償意見和調查歷史反思等幾個方面。

受害者如何瞭解歷史，如何清理傷口，如何繼續生活，或者你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受害者，都可以找該委員會咨詢，他們會給你提供線索，查找資料，帶你去找相關機構。或者有些機構為了紀念歷史，需要瞭解相關的歷史細節，也是該委員會的咨詢內容。

受害者的賠償，按照聯邦有關法規，有刑事、職業和行政三個方面。在東德專制時期因為政治原因受過牢獄之苦，可以得到賠償及養老金。沒有坐過監牢，但因政治原因失業者，按照當時能從事的職業的行業標準，給付養老金。行政賠償是指當時搞無產階級專政時，沒收或者損壞個人財產，予以賠償；實物尚存者，盡量歸還。

關於歷史反思的調查，Poppe女士認為，讓年輕人瞭解歷史至關重要，因此他們著重調查了布蘭登堡州的學校教育，發現教材沒有問題，但是有些教師不願意正視歷史，消極怠工。儘管有人認為共產黨全世界造成的災害大過納粹，但是在德國，東德時期和納粹歷史還是有所區別，宣傳納粹違法，為東德辯護則是言論自由。那麼以什麼理由要求教師呢？答案是，教師有責任按照教學大綱來工作，除非教學大綱違背人權。

很多人和Poppe女士經歷過的一樣，深受STASI線人告密的困擾。Poppe女士認為，線人們既要為自己的歷史負責，也要獲得改變自己的機會。線人不能在新政府中擔任官職，這不是為了懲罰，而是為了行政機構的可信度。

Poppe女士強調，因為老師告密，學生不能畢業，那麼這個人就沒有資格再做老師了。我們沒有追問，這是她的泛泛而論，還是在痛訴自己少女時代的不幸遭遇。

不過現實並非如此清澈澄明。布蘭登堡州現任州長就是一個爭議人物，傳言他曾經為秘密警察工作。據Poppe女士介紹，目前的材料不能確認他是STASI正式工作人員，但是可以證明他曾經與這個機構合作過。很多人認為，勃蘭澄堡州的東德遺留問題進展緩慢，正是因為州長不積極。事實上，同類委員會在各州都有，有的長達20多年歷史。而在勃州，Poppe女士領導的這個委員會才成立一年半時間。

這並非巧合，州長乃經民主選舉而得。州府波茨坦多為住宅區，其建築風格一望而知乃貴胄之家。東德時期的高官和資深官僚多在此安營紮寨，其勢力不可小覷。再加上德國統一之後，該州較多的農莊是利益損失者，還有些人脫離了社交網路，導致心理失衡。此外，當年的意識形態宣傳功夫也並非全都白費。有個德國朋友說，本州的一位農民告訴他說，資本主義只是暫時過渡，共產主義最終會實現。因此有人說，"東德還存在於勃州"。

有中國來的學者問了一個據說在中國很難回答的問題：東德遺留問題由東德人造成，而且在勃州這樣的地方還有人如此不思悔改，那麼憑什麼要由西德人拿錢來賠償（比如補發聯邦養老金）？Poppe女士回答，首先，德國的今天來自當時雙方簽署的統一公約，這些都在公約裡規定，理當遵守；其次，不管曾經的歷史如何，如今大家都是德國公民，每個人都享有平等的公民權利，包括討還公道的權利。

作者：長平

責編：石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