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克爾在她的中國處女秀之前，一定飽受了如下問題的折磨：該不該在北京談人權？如果談，又該如何談？

對於梅克爾來說，中國是一塊考驗其外交本領的的試金石，因為外界對她的普遍期望是：她將為施羅德時代的對華外交政策「糾偏」，在人權問題上毫不含糊。這一期望是有原因的，因為在紅綠聯合政府時代，梅克爾作為反對黨基民盟領袖對施羅德的對華政策持激烈的批評態度，特別是在出售哈瑙核廢料處理設備和解除歐盟對華武器禁運問題上，梅克爾與施羅德針鋒相對，指責後者向中國領導人「獻媚」。江山輪流坐，如今梅克爾取代施羅德進駐了總理府，人們當然拭目以待，看看這位被中國人稱為「鐵娘子」的女總理對中國到底有多「狠」。另外，這位「鐵娘子」的一個特點是說話聲調上雖然十分柔和，但是在內容上卻直來直去，毫不妥協。

於是，梅克爾踏上去中國的旅途之前，德國媒體已經想像好了這樣的一個畫面：梅克爾在北京、在鎂光閃爍的記者招待會上批評中國侵犯人權、缺乏宗教自由、壓制新聞自由、關押政治異見者、封鎖網路等等，然後在中國領導人瞠目結舌的注視下光榮凱旋，成為受到朝野和媒體歡呼的女英雄。

誰還害怕談人權？

但是，僅僅是談人權還不等於是對華政策有了質的改變。其實，施羅德在朱熔基伴陪下在上海乘磁懸浮兜風時，他的外長菲舍爾仍然在公開場合給他的中國同行李肇星上「人權課」，當時的德國總統、社民黨籍的約翰內斯－勞也因為在北京與上海的大學中演講時就人權問題發表宏論，被德國媒體視為壯舉。但是，這些與施羅德不和諧的聲音並沒有給德中關係蒙上陰影；恰恰相反，即便是施羅德在哈瑙設施和軍售竭盡問題上遭受重挫，也沒有改變中國人對他的愛戴，他繼續被成為「中國人民的好朋友」，北京也為德中關係打了最高分。

其實，自從九十年代中期中國用空中巴士的訂單換得法國人對中國的人權保持沉默後，人權問題就不再是歐盟與中國打交道時關注的焦點了。中國八九民運遭到鎮壓後，歐盟對中國的經濟制裁措施本身就留有餘地，不到一年之後除了武器禁運，其它制裁措施就紛紛失效了。九十年代前半期，歐美國家對中國人權問題的詬病的確形成了極大的價值壓力與外交壓力，外交往來中，中國領導人對人權批評反應十分敏感，有時甚至甚至採取了過激的抵觸行為。但是到九十年代後期，北京對人權問題已經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基於文化與歷史相對論的人權辯護理論，西方各國也因為受到中國市場的誘惑，人權批評已經流於形式。

如今，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經濟的崛起也帶來了外交上的實力和自信，人權批評早已不能形成對中國的政治壓力，中國領導人甚至開始用人權問題來調侃西方政治家。例如，今年二月德國新科外長施泰因邁爾訪華，這位施羅德的前總理府大管家似乎仍然沿襲了對施羅德的忠誠，在北京對人權隻字不提。中國外長李肇星在會談後拍著德國外長的肩膀說：「現在輪到解決人權問題了－我們去吃晚餐！」施泰因邁爾一臉尷尬。

以胡錦濤和溫家寶為首的第四代中共領導人由於沒有文革和六四問題的歷史負擔，再加上有利的「國際大環境」，他們對來自西方的人權批評早已能夠泰然處之。德國的黑森州州長科赫是達賴喇嘛近20年的老朋友，達賴喇嘛是科赫府上的常客，科赫本人也曾在去年親府印度的達蘭薩拉拜訪西藏流亡政府。按理說，科赫應該算是北京的眼中釘。但是科赫不久前率領龐大黑森州經濟代表團訪華，在北京和上海受到隆重禮遇，統戰部長劉延東主動約見科赫，為其講解北京的西藏政策背景。這表明，北京面對西方的批評已經開始呈反守為攻的主動姿態。

因此，梅克爾完全可以「丟下包袱，輕裝上陣」，在北京大膽談人權，而且北京也不會封殺梅克爾的表現欲，甚至會視為這是一次雙贏－梅克爾在德國國內贏得了面子，中國領導人在國際上贏得了心態開放的正面打分。

德國對華政策不大會變

梅克爾當然會嘗試在德國對華政策上打上自己的烙印，例如在人權問題上口氣更為嚴厲，但只要影響兩國間關係的框架條件不變，德國對華政策就沒有什麼作出實質改變的理由。

冷戰之後，擺脫了意識形態影響的德中關係一直是以發展經濟合作為主要內容，至今未變，八九年後短期的降溫並沒有帶來實質影響。梅克爾的政治「教父」、前德國總理柯爾1993年訪問北京並造訪解放軍軍營，成為六四事件後第一位訪問中國和主張盡快結束對中國封鎖政策的的西方國家首腦。柯爾開創了率龐大經濟代表團訪問中國的傳統，他的繼任者施羅德實際上不過是把這一傳統發揚光大了而已。如今，梅克爾的首次訪華也是經濟部長和一批德國公司老闆們陪伴，可見梅克爾至少在對華外交形式上無意標新立異。

目前，西方國家中德國無疑是與中國關係最良好的國家，這一良好關係的品質往往是用定期發布的統計數字來表達的，如德中貿易的持續增長等等。一般來說，由於缺乏地緣戰略的直接影響，包括德國在內的歐盟國家對中國的安全戰略意義不大，在可預見的未來內，德中以及歐中關係必然仍以經濟往來為主線。只要這條主線不變，梅克爾政府就沒有現實政治的理由來主動破壞雙邊關係的這種穩定性。

德國外交部2002年提出的東亞區域外交構想中，提出「將中國融入國家共同體」是德國外交的政策的重要內容。隨著中國在國際政治和全球化經濟當中的地位不斷上升，這一思路對梅克爾的大聯合政府來說依然有指導意義。去年11月，即將取代施羅德出任德國總理的梅克爾在柏林會見來訪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時表示，新的大聯合政府無意改變對中國的政策。今年2月，為梅克爾訪華作準備的德國外長在北京也給北京吃定心丸，說德國對華政策將得到延續。

對華政策可有「第三條道路」？

僅僅以其遼闊疆域和眾多人口，中國的迅速經濟崛起就對世界政治、經濟、能源與環境格局形成前所未有的挑戰。美國更多的是把中國的崛起視為一種威脅，美國對中國的政策也一直是遊走於封堵與半心半意的戰略合作之間。可以說，美國還沒有真正推行過一種對中國進行融合的外交政策。因此，將中國這一新崛起的大國進行融合以穩定世界秩序的任務就多少要靠歐盟來挑大樑了，而且相對於美國，中國對歐盟更加信任，願意同歐盟通過雙贏戰略形成能與美國單邊主義抗衡的三極或多極格局。

然而，一個具有融合能力的和可持續性的對中國政策只能是以普遍人權價值體系為其構建基礎。一個沒有基本權利(其中包括政治權利、經濟權利和社會權利)保障的強勢中國肯定也不是中國人希望的發展目標，而對人的基本權利的保障是保證社會持續穩定的前提條件。當然，對於西方工業國家來說，制定一個可行的、不在經濟利益與人權促進作出選擇的中國政策非常困難。但是，正是因為如此，一個對中國政策只有在這一點上有所突破，才能稱其為新的中國政策。梅克爾要想在對華政策上有所實質突破，也是非常困難的。

西方的對中國人權外交缺乏有效性，在過去的10年裡越來越成為一塊掩飾經濟利益的遮羞布和空洞的修辭。遺憾的是，這一事實導致了人們忽略了西方對中國人權批評的客觀作用，那就是這一持續人權關注與批評對中國的確形成了價值壓力，促進了中國社會價值觀與世界的接軌。例如，沒有這一壓力，很難想像中國會重視死刑問題，將死刑判決權收回到高等法院。

對於基於自由民主制度的西方來說，也許他們還沒有做好長期應對一個經濟與政治實力強大、文化傳統不同、社會逐漸多元開放但是政治上仍固守威權統治的大國。在制定對華政策時，有沒有一個在封堵與無原則的融合之外另可選擇與塑造的「第三條道路」？至少目前來看，這一問題顯然是難有滿意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