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馮-克萊登先生，10月底，德國總理梅克爾所在的基民盟及其姊妹黨基社盟推出了一份新的「亞洲戰略」文件。新「亞洲戰略」文件開篇便提到中國不斷增長的國際影響力、以及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解決重大的地區和國際事務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您是這份文件的重要撰寫者。請問，新「亞洲戰略」對於德國的對華政策有哪些具體影響？

馮-克萊登：與過去相比，我們必須給予對華關係更多的思考和關注。德國的對華關係不能僅僅侷限在經濟合作上。我們必須同中國在戰略及地緣政治問題上進行進一步的磋商。

德國之聲：目前德國國內在對華政策上出現了意見分歧，價值觀外交政策受到爭議。中國是一個專治國家，但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成為所謂「中國模式」，引起其他國家效仿。在這一問題上，德國應當採取怎樣的立場？

馮-克萊登：首先，這是一場制度的競爭。中國提供了這樣一種發展模式，我們不能無所作為。這並不是說我們要站在中國的對立面。舉個例子。在非洲，中國有很大的影響力。我們必須採取措施，在那裡展示我們自己的發展模式。我在訪問非洲的時候，許多非洲國家首腦表示，他們希望在開發能源以及基礎設施建設上同歐洲及西方國家合作，但西方在非洲的投資十分有限，因此一些非洲國家必須依賴與中國的合作。我們必須接受這一挑戰。因為中國與獨裁、 腐敗政權合作，發放信貸 時並不帶附加條件。而我們要求合作的國家擁有良好的政府管理、 法治與民主、 維護少數民族的利益等等。其次，世界秩序如何發展，如何維護各地區的穩定與和平 —— 在這些戰略問題上，我們必須同中國進行更多的交流。第三，我們必須明確表明我們的價值觀和立場，而不是把觀點隱藏在緊閉的門後面。因此，梅克爾總理在總理府接見達賴喇嘛是正確的舉動。她有權決定自己何時何地與何人會面。良好的關係並不意味著認可中國的價值觀，中國必須接受我們有自己的價值觀。

德國之聲：如果要付出失去中國這樣一個對話夥伴的代價呢？因為在許多全球性事務上，無論是氣候保護，還是北韓以及伊朗的核問題，中國都是重要的參與者。

馮-克萊登：我們的外交政策，包括對華政策，既要考慮到利益問題，又要考慮到價值觀問題。兩者缺一不可。

德國之聲：不久前，梅克爾總理也強調了這一點，要將價值觀外交同以經濟利益為導向的外交政策結合起來。但是，比如在俄羅斯，中國與歐洲為獲取能源展開了激烈的競爭。而能源問題性命攸關。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德國究竟該如何推行自己的價值觀呢？

馮-克萊登：與歐洲的合作符合俄羅斯的戰略利益。俄羅斯要實現本國發展必須依靠歐洲的先進技術。如果考察一下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田所處的地理位置，就會發現，其中一些僅適合向亞洲輸送，另外一些僅適合向歐洲輸送。所以，我並不認為在俄羅斯能源問題上，歐洲與中國有直接的利害衝突。

德國之聲：我們再回到梅克爾總理接見達賴喇嘛的問題上。台灣駐柏林代表密切關注了整個事件。本周二，他接受《柏林日報》採訪時表示，希望梅克爾總理也能與一位台灣民選代表舉行會晤，最好是台灣現任總統陳水扁。台灣的民主化進程良好，公民社會繁榮發展，從這個角度上說，台灣似乎有理由提出這樣一個要求。您覺得，梅克爾總理有沒有可能接見一位台灣代表？

馮-克萊登：我認為沒有可能。因為我們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如果我們接見台灣代表，會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即我們要放棄這一原則。尤其鑑於最近台灣的局勢發展，越來越向要求獨立的方向走，要舉行全民公投。我們認為這一發展是不正確的。我們「一個中國」的原則有兩大支柱。一是：承認中國的統一。二是：如果形勢發生變化，我們希望這一變化以和平的方式進行。我們反對以武力解決這一問題。但同時，台灣也不應採取錯誤的舉動，導致形勢激化，例如現在向台獨方向發展。如果台灣宣佈獨立，德國不會承認其獨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