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泥瑪，再說一邊，我們不是右翼"，他們朝主持人冬雅‧哈亞利（Dunja Hayali）這樣喊去。這個影片9月1日製作後被放到網上，使用了"冬雅上課"的標題。德國電視二台記者哈亞利去了肯尼茲市，同當地德國另類選擇黨、反伊斯兰團體以及保護肯尼茲组織的支持者展開討論。上周一，這些人均參加了該市的右翼示威活動。

討論過程中，一名男子高喊，"也有來自社會中部的人。"此時，哈亞利正要講解右翼同極右翼之間的區別。

極端右翼觀點不再罕見

西根大學的社會、政治學者基斯（Johannes Kiess）認為，示威者對自己的以上認知顯示，極端右翼思想已經來到社會的中部。基斯也是"萊比錫中間勢力研究"的出版人之一。該研究在對社會中部進行問訊調查的基礎上每兩年做一份調研。他們的最新結論是，"高聲宣稱極右翼觀點已越來越少地成為禁忌。"

基斯指出，"極端右翼組織在穆斯林那裡找到了新的敵人，而它更合適於社會中間派"，因此，許多有著極端右翼思想的人並不這樣看待自己，因為反穆斯林不會招致納粹的嫌疑。

研究獨裁統治的漢娜‧阿倫特研究所（ Hannah-Arendt-Insitut）的卡利茨（Steffen Kailitz）對德國之聲說，"極端右翼分子從來不稱自己是極端右翼。這一現象並不新鮮，他們既不想被看成右翼、也不想被看成左翼。當年義大利法西斯以及部分納粹，都堅持聲稱，他們不願被理解成右翼或者左翼。"

卡利茨繼續說，關注社會中間派便會發現，德國另類選擇黨中崇尚民族派以及反伊斯蘭運動都奉行"嚴肅極端主義"戰略，他們試圖不使用喊打的口號而同資產階級保守派接軌。"示威者喊出的'騙子媒體'或者'反抗'等口號，可以被看作是極端右翼。"

界限移位

民主與公民社會研究所所長昆特（Matthias Quent）說，極端右翼思想從無例外地來源於社會的中部，"德國另類選擇黨成功地动员了這一潛在的力量，並將復仇作為政治選項。"

基斯認為，德國另類選擇黨的成功故事在於明言可以表達的界限產生了移位。尤其是選項黨本身就在不斷將言辭推向極端化，然後再部分地稍加修改。比如，該黨主席兼議會黨團主席高蘭德（Alexander Gauland）將納粹的罪行輕描淡寫地說成是"一粒鳥糞"，或者赫克斯（Björn Höckes）說納粹大屠殺紀念碑是"恥辱紀念碑"。基斯說，人們頭腦中的界限發生了變化。雖然德國另類選擇黨部分成员事后同以上表述拉開距離，或者為它們輕描淡寫，但這種說法已在媒體和討論中流傳開來。這樣人們的認知開始發生變化，"過去是禁忌的東西，成了常態，並來到社會中間。"

卡利茨說，在肯尼茲事件上，人們看到極端思想進入到社會中間。"對德國另類選擇黨而言，同极端右翼分子一道領導示威活動，沒有任何問題，出現在媒體報導裡也無所謂。"卡利茨說，兩年前，德國另類選擇黨在彼得利（Frauke Petry）領導下時，還在盡全力阻止該黨的右翼勢力坐大。

爭奪話語解釋權

禁忌在變少，德國另類選擇黨支持者和反对者眼中的現實也有天壤之別。該黨議會黨團副主席馮‧施多希（ Beatrix von Storch）稱取名為"我們是多數"的那個反對種族歧視、反仇外音樂會是"梅克爾的臣民，你們令人惡心，在墳墓上起舞"。這是她在推特上發的帖子。昆特解釋說，這樣的言論旨在搶奪"敘述肯尼茲事件的話語權"。

德國另類選擇黨議會黨团主席魏德爾（Alice Weidel）也在推特就肯尼茲凶殺案作出這樣的表態："事件被切割，繼續發酵。"

昆特表示，一些可拍的犯罪事件被利用，尤其是難民是凶手的事件，成為極端右翼開展活動的話題。卡利茨也認為，"客觀現實被情緒化"，德國另類選擇黨利用難民暴力事件，在民眾中擴散自己的思想。

卡利茨還說，如果不想讓極端右翼思想在社會中部站穩腳跟，就應該阻擋德國另類選擇黨掌握德國政治讨论的主題，不能讓他們將所有的社會矛盾都歸結到移民問題。

社會分化加劇

昆特說，德國不是極端右翼國家，在這一點上，所有專家意見一致。但德國潛在的極端右翼勢力可以最多佔據選民的20%。他說，"對於我，最重要的問題是，大多數人怎樣面對這股潛在的力量。"

卡利茨也表示，"社會分化在加劇，如果人們還在相互說對方，而不是對話，那便非常危險。"

哈亞利在肯尼茲采訪時，也感受到這一點。有人沖著她的方向喊："他們來這裡幹什麼？他們應該做的是，趕緊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