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故事在中國廣為流傳，至今仍被網民津津樂道：德國統一之後，曾經守護柏林牆、向翻牆民眾開槍的士兵受到審判。有一個士兵辯解說，他被迫執行上級命令。法官回答，你可以把槍口抬高一點啊。法官的這句話，被認為人性而又智慧，令人感動不已。

在上月的一次訪問中，我們向曾經負責此類刑事審判的前柏林市總檢察長Christoph Schanefgen和前高級檢察官Bernhard Jahntz核實這個故事，他們略作思考之後，斷然否定：沒有這樣一個案子，法官也不會這樣回答。

也跟一些中國人的主張不同的是，統一並沒有帶來大赦，東德政府的系統性犯罪得到了清算，直接的和間接的責任都要受到追究。Bernhard Jahntz先生從一個舊挎包裡拿出幾個地雷模型，告訴我們當時的兩德邊境埋了很多殺人武器。儘管沒有證據證明高層明確授意，但是他們的系統指揮告訴人們，國家的邊境比個人的生命更重要，因此也難逃罪責。

輿論並非沒有爭議，尤其上世紀的最後十年間，討論十分頻繁。但是更多爭論的問題是如何清算和如何處理，以及由此引申的歷史責任、法律倫理等宏大議題。

根據兩位檢察官的介紹，在刑事責任方面，前東德行政及司法系統涉案7.5萬件，其中700人被定罪，580人被判監禁（很多是監外執行）；死刑案件72例，25例被執行。可以說，被清算的範圍很大，但是判決和執行很謹慎。尤其涉及到死刑時，只有確認具有最高級別的責任才適用。

首當其沖的是法官和檢察官，佔了此類案件的大多數。在東德沒有司法獨立，法官和檢察官都受過政治訓練（他們專業訓練還不如納粹時期的法官和檢察官）。可能被判死刑的案件，都要經過政治局審批。但是這些不能成為法官免責的理由--一個法官不根據法律來工作，那麼他的職業基礎就喪失了。

讓西德法官感到麻煩，但是必要的原則是，法律責任的追究，要根據當時東德法律的規定。比如東德法律規定了言論自由，法官根據政治局的命令讓公民因言獲罪，那麼他就在犯罪。如果東德法律沒有規定，或者其規定極端違背人權，則以人權原則為准。有一些看似犯罪的行為，比如秘密警察的線人告密、私拆信件、破壞通訊等，就因為缺乏法律依據，沒有一例被判刑。

開槍的守牆士兵也因此受到了審判。的確，所有人都辯解說，他們是在執行上級命令。但是由於東德的法律也規定要尊重生命，這個理由不能成立。有一個著名的案子，上訴到歐洲人權法院，人權法院同樣以東德法律規定駁回；再上訴到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該委員會審理後也駁回，因為根據人權公約，只有當事人本人的生命受到威脅時才能剝奪他人生命，不能用國家安全的理由去殺人。

如果開槍的士兵能夠證明，成長環境及所受教育讓他對此法律完全無知，則可減輕懲罰。Christoph Schanefgen先生舉例說，有一個士兵表示，在當兵之前他認為越牆者不該被殺，但當兵之後他只能執行命令。法官認為，該士兵屬於明知故犯。

但是，倘若士兵或官員拒絕執行命令，他們的工作乃至生命不也面臨危險嗎？兩位檢察官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再次重複了人權原則。我的理解是，既然你當初拿別人的生命換來（保住）了自己的利益，那麼你現在也應該接受懲罰。

再回到槍口抬高的故事。這個故事讚揚的，是在極權恐怖之下的對抗策略。這種策略不會直接頂撞上級命令，而是在承認既存秩序之下"耍小聰明"，是在當下中國備受贊賞的民間智慧。德國的法官們對此不甚理解，他們念茲在茲的是正義原則和法律規定。

我不想說這種中國人和德國人的思維差異，因為東德時代的也有很多"民間智慧"，此乃強權恐懼下的"弱者的武器"。但是，正如馬克思所說，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民間智慧"不應該掩蓋對正義原則光明磊落的追求。

作者：長平

責編：石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