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倫敦爆炸案的始作俑者是逃脫了海關檢查，從倫敦希思羅機場混入這個島國的，那麼部分英國人心裡可能還要好過些。但事實卻令人震驚：這些案犯是英國公民，是這個國家的穆斯林少數族裔的一員。由此引發了各種各樣的猜測、推想和懷疑。但首先讓人想到的是：自己國家的穆斯林是否成為了一支潛在的第五縱隊?

這樣的想法以及由此得出的災難性結論不僅侷限於英國，法國也有來自北非的穆斯林組成的龐大社區，而在德國則生活著大量土耳其人。即使是在小國情況也沒什麼不同，現在一位持荷蘭護照的摩洛哥裔年輕人正在法庭上受審，罪名是刺殺了荷蘭導演梵谷。而一名庫爾德人則在慕尼黑出庭受審，他被指控向伊斯蘭恐怖組織輸送志願者。

這些案例引起了轟動，但它們並非典型事例，而且不能由此決定穆斯林少數民族的形象。一方面倫敦爆炸案的凶手在作案的時候毫無顧忌地把穆斯林也拖入了死亡的深淵；另一方面可以肯定，恐怖分子只是穆斯林當中越來越少的一部分人，他們才不在乎是否全體穆斯林都成為被懷疑的對象。

這也許正是他們的目的：因為在這些人的腦中只有「我們」和「他們」。而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歧視則會被視為西方基督教世界對穆斯林進行的意識形態和宗教信仰領域的壓迫，並被輕易歸咎於佔主體的非穆斯林世界。如果這種感覺又被與世界各地發生的危機和戰爭聯繫到一起，從巴勒斯坦到阿富汗，從巴格達到斯雷佈雷尼察，那就將成為一個危險的混合體。

應該強調，這也許能對襲擊事件稍作解釋，但絕不意味著原諒。倫敦恐怖襲擊的製造者是罪犯，正像馬德里襲擊事件的兇犯和刺殺梵谷的凶手一樣。歐洲人，其中包括德國人，現在不應該歇斯底里地陷入對所謂來自伊斯蘭世界的威脅的懷疑，而應當捫心自問，看自己是否犯了什麼錯。

而人們確實犯了錯，不是由於過於寬松的入境檢查，而是由於在與人數不斷增多的穆斯林少數民族打交道時過於怠慢。例如，人們沒有考慮到宗教和傳統對於穆斯林來說有什麼樣的意義。人們總是說：如果他們想在這裡生活，那就應該融入這個社會。穆斯林宗教課和宗教儀式只能在後院舉行，那裡成了名聲不好的古蘭經學校胡作非為的地方。

謀殺荷蘭導演梵谷的凶手就是這樣一所學校的產物。歐洲其它地方也會發生這樣的極端案例，宗教教條與在社會上被孤立和忽視的狀態結合在一起，會導致恐怖主義的產生。人們永遠無法完全阻止這種情況的發生，但卻能降低風險，通過這樣的途徑──即令每位少數民族成員，其中也包括穆斯林，感覺到，他們屬於這裡。這樣做的結果既能幫助少數民族，同時也能幫助整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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