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就有「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老生常談，也有鄧小平當年留下的「冷靜觀察、韜光養晦」的訓條。然而這一次，在歐盟大旗迅速擴展的勢頭面前，世人都吃了個不大不小的驚。2002這一年，先是歐元橫空出世，後是北約順利東擴。12月13日，10個前蘇聯集團的東、中歐國家被接納為歐盟成員國，歡歡喜喜，分享聖誕前的最後一次大聚餐。

短期利好，長期利空

歐洲是中國的戰略夥伴，經濟和政治的聯繫都達到了空前的水準。一個強大的歐洲更有著制衡美國的特殊意義。那麼，如何看待歐盟東擴對中國的影響呢？

從柏林牆倒塌到今天，世界經歷了風雲變幻的13年，這個「後冷戰時代」的國際新秩序並沒有像中國一直期望的那樣，形成世界多極化體系，而是「一超多強」－美國一極獨大，歐盟，俄羅斯和中國都不足以對美國構成挑戰。9.11事件之後，美國的單邊主義和霸權地位不僅沒有受到削弱，反而得到空前強化。中國政府通過亞太經合會議、江澤民訪美、反恐合作和北韓核武問題磋商等一連串示好舉動，才得以暫時避開「邪惡軸心」的鋒芒。

這次歐盟東擴的直接結果就是增強了歐盟的實力，歐盟在世界舞台發言的聲音更大了，從而能夠成為真正的一極。這正中中國的下懷。歐盟這一中國的戰略夥伴強大了，中國在短期內多了一些迴旋的空間，大可以輕鬆一下，繼續鄧小平時代的韜光養晦外交。

但是，歐洲的統一卻並不意味著未來歐洲可能介入亞洲事務，更不用說可能在愈演愈烈的中美對抗間充當緩沖。今後，歐盟25個甚至27個成員國間的任何政策協調都將因決策的複雜化而倍加困難，而東西歐之間的經濟落差，以及由此產生的潛在衝突將使新的歐盟無暇他顧。這麼一來，對於中國而言，新歐洲對美國的牽制只是有限的、和技術性的。長期來看，中國仍然必須直面與美國的衝突。

另一個可能對中歐關係發揮深遠影響的長期因素，是歐盟東擴後內部合法性的加強勢必要求歐盟在未來的國際事務中更多的強調人權、民主的標準和價值觀。中國在現行體制下很難不與之發生衝突。

歐洲道路能否在亞洲重複？

把視野放到整個東亞與東南亞，歐盟東擴就多了些竟爭的味道了。與歐洲相比，東亞作為世界經濟最有活力的新興地區，冷戰的痕跡並未消除，政治上仍然停留在戰國時代，爭奪地區事務的主導權一直是中國、日本和美國之間角力的主軸。在歐盟東擴的示範效應下，中國如果有意繼續建立多極體系，整合東亞地區的經濟合作和集體安全機制就成為一個迫切的戰略環節了。

所以，亞洲的一體化也正在悄悄進行。就在11月，中國甩開韓國和日本，與東協10國簽署了在2010年建成中國－東南亞自由貿易區的協議，一個泛東亞的經濟共同體正在形成。但是，歐洲的道路是否可能在亞洲重複？東亞地區能否引入歐盟式的、超國家主權的制度甚至憲法？中國是否有能力擔當領導角色，並且協調與美、日的關係？

上個世紀50年代初，「歐洲之父」法國人莫內創立煤鋼聯營，曾經有效化解了德、法兩國因為戰爭產生的互不信任和潛在的利益衝突，奠定了後來歐洲經濟共同體和今天歐盟的基礎。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得承認，今天歐盟的歷史性東擴，卻是建立在過去幾十年西歐民主社會的實踐和交往之上。德國著名的哲學家尤根－哈伯馬斯，在去年的一篇論及歐洲憲法必要性的文章中，把歐洲統一看作歐洲市民社會模式的延伸，醞釀中的歐洲憲法也是哈伯馬斯意義上的新的公共空間的創造。

相比之下，在「亞洲價值觀」隨著97年亞洲金融危機破產之後，未來的泛東亞經濟共同體將建立在一個怎樣的政治信念基礎上，就顯得非常可疑了。中國和東南亞國家普遍的威權體制也不利於促進更高層次的政治互信和更廣泛的社會交往。這些與歐洲道路間的巨大差異，不能不使我們對中國－東協共同體的未來持悲觀態度，有必要在經濟或者地緣政治之外，從社會和價值觀的角度解讀歐盟東擴的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