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奶粉事件是危害中國全社會的食品安全事件，從而也是一起嚴重的公共安全事件。如果把國家理解為公共服務的權力結構，那麼公共安全事件也就是國家安全事件。中國當政者為了政治穩定和國家安全用鐵腕政策對待政治敵對勢力、政治異見者、民間抗議群體和大眾傳媒時，殊不知顛覆中國長城根基的恰恰是那些非政治性毒藥。

面對天災如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國人表現出愛心、信心、力量和團結；面對人禍如三鹿毒奶粉，中國人憤怒的同時，卻感到無能為力，特別是當你感到你每一口吃喝都可能是一劑毒藥時。礦難事件、食品毒害事件和環境污染事件發生之頻繁，已經成了中國社會的一種常態。像孟學農這樣的"倒楣蛋"兩度因公共事件而辭職固然有偶然的因素，也是"官員問責"制度正在生效的一種進步，但是一再發生遵循著同樣的邏輯和模式發生的人禍，說明中國的問題已經不是處理幾個官員就能解決的。懲前而不能毖後，回收了毒玩具，卻漏掉了毒奶粉。

有關毒奶粉事件的討論中，很多人都看到了背後的制度問題。問題在於，僅僅用一句"這是制度問題"來歸結所有的類似事件，並不會帶來認識上的進步，更不能提供具有當下現實意義的"解藥"。中國官方推動的政治制度變革如果目前已經有跡可尋，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能是一種低社會成本的"以獨裁結束獨裁"式的漸變，而經濟學家更多的是一廂情願地在嘗試用制度創新理論來詮釋和沙盤推演中國的經濟制度改革所帶來的政治與社會制度改革。而中國的問題是，在現有制度不能一夜廢止、新制度還沒有孵化出現的情況下，中國人還能夠做些什麼來杜絕類似毒奶粉事件的發生？

毒奶粉事件固然有制度上的深層原因，但它的直接參與者卻不是體制中的政治權力壟斷者，而是各個層次上的社會利益集團和個人。這一事件原因鏈中，有個體奶農，有奶站，有奶粉加工廠的各級主管，有行業潛規則的制定者，也有食品安全與檢驗部門和地方官員。相信這些人當中的多數在私人關係和空間中應該不乏愛心，但是當他們以一個社會角色發揮一種社會職能時，卻表現出驚人的道德淪喪、麻木不仁、自私冷漠、唯利是圖。就在他們以集體犯罪的方式用毒奶粉毒害著成千上萬的嬰幼兒時，他們自己的孩子可能也在被別人用毒麵粉毒害著。

當人們討論什麼才是好的人類社會生活秩序時，制度主義者往往從人性本惡出發，只相信制度的剛性約束力，不相信道德的自覺作用；道德主義者則看到的是任何制度有它的侷限性，而道德教育才是喚醒人心向善從而社會向善的黃金之路。但是無論是不妥協的主張制度改革者還是道德信仰說教者，在中國的複雜現實面前似乎都拿不出一個哪怕能說服自己的能夠杜絕毒奶粉的良方。毒奶粉事件並不能用一個簡單的制度上的或者道德上的因果關係來加以解釋。只要不解決制度性約束(如政府權威和法律權威)和道德自律的雙重失效問題，中國就還不是一個一個"可持續性發展"的現代化國家。反過來說，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現代化國家，必然是一個有著能夠整合制度與道德雙重規範的價值體系作為基礎。

毒奶粉事件暴露出的是當下中國的政治與經濟制度上的缺陷，是社會普遍的誠信道德的缺失，是法律制度與法治文化的缺位；它同時也急功近利的經濟主義和投機主義泛濫的結果，是權力精英與經濟強勢團體、社會財富與資源壟斷精英階層達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潛規則被全體社會成員複製和學習的結果，是"摸石頭過河"時早晚繞不過的暗礁。當前，中國政府的權力合法性主要是來自經濟上的持續發展和一定程度上的關注民生政策，但這樣的合法性並不能保證長治久安。能保證長治久安的只能是"可持續性的軟實力"，而軟實力只能通過文化重建和價值重建才能獲得。中國已經不大可能重返極權主義時代的老路，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國自生文化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在價值上支撐一個現代化的中國，以世俗化為特徵的現代社會更不會容忍用一種宗教信仰整合社會的局面。如果說有一種價值規範能給轉型中的中國提供一個穩固可靠的支點的話，那就是將維護個人尊嚴作為一切秩序與制度設計的最根本價值。只有將這一最根本的價值作為政治體制和社會規範的準繩，中國才有希望發展成為一個"可持續性發展"的現代化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