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報》在文章中寫道："在法蘭克福，我們一點瞭解不到一個正常的、活躍的、正在發生重大變革的中國。書展展現了兩個極端：一面是官方的中國，另一面是異議人士的觀點。而對有關中國多數人職業和個人生活的題材，連嘗試討論一次的可能都沒有。對犯罪人和受害人之間的決斗，人們知道得很多，但書展忘記了中間的聲音和中間的世界。在這場爭執中，沒有相互接近、沒有和解、沒有辯證法，沒有形成第三方或第四方。

到過北京或上海的人都無法忽視這是一個欣欣向榮的巨大世界，這個世界遵循並不斷發展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規則，而西方來客通常對此知之甚少。在這個龐大的世界，自信的西方人一下子感到自己很渺小。所以，對中國的冷漠也來自於西方人內心深處的自卑情結。對待這個話題，我們不應譴責，而應作為問題來討論，這樣才能開闢新的通道。

法蘭克福書展再次表明，如果把藝術從屬於'文化交流'或者'為人權而鬥爭'，那麼廣義上就等於使它為外交服務，也就會一事無成，各種色彩的觀眾也會對此失去興趣。"

《南德意志報》就法蘭克福書展發表的署名文章也認為，分析當今中國時，不應只看到國內官方壓制和國外異議人士反抗的兩個極端。在這兩者之間，有需要關注的廣闊天地：

"在中國內部，並非沒有批評性的討論。周四的筆會活動結束後，伯爾基金會舉行的研討會上，中國學者在'民主是個好東西'的標題下討論他們的研究成果。例如，經濟歷史學家秦暉就談到了他有關農民困境的作品，談到黨的幹部奪走農民土地，農民被迫進入城市，卻無法獲得在城市戶口。法學家和社會科學家於建嶸的報告探索了動亂和所謂'自發群體事件'越來越頻繁發生的原因。

秦暉和於建嶸是中國大學中國家聘用的科學家，但他們調查報告的聲調既尖銳又明確。秦把沒有集會權的民主稱為'不自由的偽民主'，於的報告激烈攻擊肆無忌憚的腐敗幹部，對農民、工人和城市居民的憤怒表示理解。他說，這些人在為自己的'合法權利'而鬥爭。

秦和於二人可以不受阻礙地從事研究，他們前往有關地區，進行採訪，可以發表研究成果。但是，這些成果只能在專業出版物上發表，研究領域之外的人看不到。於建嶸說：'我可以研究一切問題，可以做報告，可以去哈佛大學，但普通的中國人對這些研究一無所知，媒體也不敢談論這些調查研究的話題。"

摘譯：王羊

責編：樂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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