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竊維九萬里孤蹤，結知英主。既榮其生，復哀其死。魚水相歡，得若將終其身，又預為之計，久遠如此。寵施優渥，出於格外，豈人力也哉！"－－湯若望墓誌銘。

1660年，耶穌會傳教士、德國人湯若望在中國大清皇帝順治賜予他的塋地上建立了一座聖母小教堂。教堂前樹立石碑一塊，碑上便用滿漢兩種文字刻著上述碑文。在感激中國君主知遇之恩的同時，不遠萬里來到這一東方古國、當時已年近古稀、在華渡過了大半生的湯若望，並沒有忘記身負的傳教使命，以及對天主的景仰。

「古聖賢於遇合之際，率歸之天。今予之得遇主上，用西法以定運，進修士以演教。道之將行，日昇月恆，殆未可量。又不特一身之感恩稱知遇而已，謂非天主上帝默作合於其間，可乎？」

隨著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達伽馬開闢東方新航線，大批歐洲殖民者和商人相繼東來。自明朝中葉起，天主教的耶穌會、方濟各會和多明我會的傳教士也紛紛進入中國內地，其中以耶穌會勢力最大，他們逐漸由澳門深入內地，打開傳教局面，使天主教在中國立下根基。就連"天主"一詞也是１６世紀耶穌會傳教士進入中國後，借用中國人較容易接受的名稱對其所信之上帝賦予的稱謂，從此中國便把他們傳播的宗教定名為"天主教"。耶穌會士的代表人物當首推義大利人利馬竇、瑞士人鄧玉函、德國人湯若望以及比利時人南懷仁等，他們甚至躋身朝廷，博得了中國皇帝的青睞。

然而，深受中國儒家思想影響，或者是篤信佛教的中國皇帝，器重這些西方傳教士的原因並不在於他們的信仰，而是他們帶來的先進科學技術。他們當中有天文學家、數學家、地理學家、畫家、醫生、音樂家、鐘表匠、琺琅專家等。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教授說：

「為了在中國站穩腳跟，他們必須具備一些知識，既包括科技也包括人文方面的知識，科技知識在中國尤受歡迎。於是湯若望、紀理安等人的科技知識贏得了中國百姓，特別是學者的佩服，進而是信服，這樣在信仰這個方面進行交流就要容易得多了。」

不僅如此，瞭解中國本土文化、尊重中國人的習俗、掌握中國語言也是耶穌會教士開啟中國社會大門的一塊敲門磚。曾在德國慕尼黑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兼任中國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的卓新平教授說：

「當時耶穌會士東來，到了一個陌生的文化、陌生的土地上，他們要想傳播他們的信仰，必須先瞭解這個國度，這個民族的所思所想。在瞭解過程中，一方面他們是吸收中國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又把西方的思想文化帶入。」

澳門是四百年前耶穌會士進入中國的第一個落腳點。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許多傳教士們，一踏上澳門土地，便開始精心研習中國語言文化，甚至以掌握北京官話為目標。這些西方修士入鄉隨俗，脫下僧袍，換上儒服，住進中式房屋，並潛心研究中國經史和倫理，尋找其中東西方文化的融合點。在同朝野名流交往的過程中，這些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又熟讀漢文典籍的西方傳教士，自然贏得了中國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從而達到其傳播信仰的目的。1605年，名代翰林院學者、主持歷局的官員徐光啟受洗入教便是一例。

湯若望的貢獻

繼利瑪竇之後，出身於德國科隆貴族世家的湯若望則是又一名活躍於明清之際的著名耶穌會傳教士，而比之這位來自義大利的先驅，湯若望的在華經歷可謂跌宕起伏，坎坷不平。他不僅是明朝滅亡、清兵入關的見證人，而且以其凜然正氣，獲得新統治者的應允，得以」留居原寓「，即今宣武門內南堂，繼續其歷法的修定工作。

湯若望在華四十餘年，雖未能達到其傳教的目的，但在將西方先進的天文學、光學、火器、礦業等領域的知識介紹到中國這方面，卻取得了豐碩成果。而其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則是參與明末歷局的改歷、編纂修定「崇禎歷書」。

明朝末年，行用多年的「大統歷」誤差漸大，欽天監所預報的天象，尤其是日月食屢屢失驗。在用中國傳統方法與西方方法預報日月食，幾經校驗比較之後，皇家確定由徐光啟主持歷局，修改歷法。徐光啟則聘請了鄧玉函、龍華民等傳教士參與改歷。

1630年，湯若望奉詔從陝西調往北京進歷局供職。在中西學者的共同努力下，編譯了長達137卷的長篇巨著「崇禎歷書」，而其中由湯若望撰寫編譯的就有包括「交食歷指」、「恆星出沒表」、「南北高弧表」、「五緯諸表」等共43卷。

除此之外，1626年，湯若望還在中國學者李祖白的協助下撰寫了「遠鏡說」。研究西方傳教士對中國科學史所做貢獻的專家、北京古觀象台副台長李東生女士介紹說：

「湯若望還編纂了『遠鏡說』，是根據1616年德國法蘭克福出版社出版的賽都利的著作編譯而成的。這本書對伽利略望遠鏡的製作原理、功能、結構、使用方法都做了詳盡的說明，通篇條理清楚、淺顯易懂，圖文並茂。所以專家學者認為，這是中國出版的最早的一部介紹西方光學理論和望遠鏡技術的啟蒙著作。」

為幫助中國開採礦藏，加強國儲，湯若望在歷局期間，又同中國學者合作翻譯了德國礦冶學家阿格裡科拉（Georgius Agricola）於1550年撰寫的論述16世紀歐洲開采、冶金技術的巨著「礦冶全書」（Dere Metallica Libri XII），中譯本定名為「坤輿格致」。此書編成後，湯若望進呈給朝廷，崇禎皇帝御批：「發下『坤輿格致』全書，著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採取」。

不過，因戰事已緊，明王朝迅速崩潰，已無暇過問「坤輿格致」的命運，因此該書未被刊行，後來也便在明末清初紛繁的戰事中遺失了。而「崇禎歷書」卻由於湯若望挺身而出，據理力爭，不僅躲過了浩劫，後來還得以頒行天下。

迭宕起伏的一生

1644年，清兵入主北京。攝政王多爾袞下達嚴令：「內城居民，限三日內，盡行遷居外城，以便旗兵居住「。當時住在宣武門天主堂的湯若望冒著違令受懲的危險，上疏朝廷，稱：

「曾奉前朝故皇帝令修歷法，著有歷書多軼，付工鐫版，尚未完竣，而版片已堆積纍纍；並堂中供像禮器、傳教所用經典、修歷應用書籍並測量天象各種儀器，件數甚伙。若一並遷於外城，不但三日限內不能悉數搬盡，且必難免損壞，修正既非容易，購買又非可隨時寄來。」因而懇請「仍居原寓，照舊虔修」。

頗為開明的新統治者第二天便傳諭：「恩准西士湯若望等安居天主堂，各旗兵弁等人，毋許闌入滋擾。」

在保護南堂及記憶體所有歷書、儀器和傳教所用經典免遭戰火洗劫後，湯若望又多次奉召入朝，向新統治者力陳新歷之長，並適時進獻了新制的輿地屏圖和渾天儀、地平晷、望遠鏡等儀器，而且用西洋新法準確預測了順治元年（1644年）農歷8月初一丙辰日食時，初虧、食甚、復圓的時刻，終於說服當時的攝政王多爾袞，決定從順治二年開始，將其參與編纂的新歷頒行天下。

當時湯若望等傳教士得以留住的天主堂便是北京歷史最悠久的一座天主教堂，以南堂著稱。1605年，利馬竇曾於該處建起京城內第一座經堂，但規模很小。後來，在湯若望主持下，於1650年建造了北京城內的第一座大教堂，此處成為湯若望等神父的起居地。

不過，這名曾官至欽天監監正的德國教士工作的地點則是矗立在北京建國門附近的古觀象台。古觀象台，原名觀星台，始建於明正統七年（1442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台之一，迄今已有560年的歷史了。

它由一座高14米的磚砌觀星台和台下紫微殿、漏壺房、晷影堂等建築組成。在青磚台體上聳立著八件青銅鑄就的宏大精美的儀器，是清代製造的天體儀、赤道經緯儀、黃道經緯儀、地平經儀、象限儀、紀限儀、地平經緯儀和璣衡撫辰儀。儀器身上刻有栩栩如生的游龍和精美絕倫的流雲，其中部分甚至仍具有實測功能。

明清時代，作為欽天監外署，它是一個重要的天文觀測基地。當時中國修定立法、觀測天象、編制星表、製造天文儀器等活動都與西方傳教士密切相關。湯若望當年工作的廳堂至今仍保存完好。北京古觀象台副台長李東生女士介紹說：

「北京古觀象台是西方傳教士來華最早的落腳點之一，可以說是一個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窗口。在古觀象台工作的傳教士有50多人，湯若望是其中最主要的傳教士，還擔任台長，即欽天監監正。」

1651年，多爾袞死，順治皇帝愛新覺羅－福臨親政。這名清代開國皇帝雖篤信佛教，但卻非常欽佩湯若望的道德與學問，並與之保持著很好的關係，先後24次到訪南堂，與湯若望促膝談心。在華西方傳教士長眠的騰公柵欄墓地所在地、今北京西郊行政學院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的研究員林華女士介紹說：

「順治年幼，對大鬍子外國老頭非常好奇，多次跑到南堂去看他們是如何生活，工作和吃飯的。湯若望對宮裡一些人，包括順治的母親，都有一定的影響。根據資料說，湯若望在宮中也發展了一批教徒，但影響不大，因為中國自己就有著各種各樣的宗教，佛教、道教等，而滿人是信薩滿教的。雖然中國人不信西方的宗教，但很尊重這些傳教士的學識。順治還稱湯若望為「瑪法」，即滿語爺爺之意，並賜給他很多特權，比如可以隨時進入後宮等。」

這一時期，湯若望在華事業可謂達到了峰巔。豈料順治皇帝英年早逝，於是年僅8歲的愛新覺羅－玄燁登基，年號康熙。湯若望雖經中國朝代更迭的重大變故，安然無恙，卻在清廷內部的權力鬥爭中成為犧牲品，這便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歷案」。林華女士說：

「因為康熙是一個幾歲的小娃娃，掌握實權的則是敖拜等反對洋教和西方學說的一些人。因此他們上台以後，湯若望就馬上被打入底層，遭到栽贓陷害，並鋃鐺入獄。他當時已是一位老人，而且很快中風，不會說話。在拷打審問中，都是其助手、比利時的南懷仁替他辯護，但還是被判了死刑。這時候，北京發生大地震，於是皇太後出面為湯若望求情，才得以出獄。但健康已不能挽回，之後不久便去世了。」

康熙親政後，鏟除敖拜等人，為湯若望平反，並派大員在順治所賜墓地上為湯若望修建墳塋，舉行隆重葬禮，還率領百官及親眷到其墓前祭奠。湯若望墓碑正面是拉丁文和中文碑文，反面是康熙皇帝以漢文和滿文為其撰寫的祭文。從「鞠躬盡瘁，恤死報勤，國之盛典」等用詞足以見中國一代明君對這位來自萬里之遙、萊茵河畔的德國傳教士高度的評價和認可。

繼湯若望之後，來自德國的傳教士還有紀理安（Bernard-Kiliam Stumpf）、戴進賢（Ignatius Koegler）等人，他們在欽天監供職，從事天文、歷法的觀測和推算工作。而死後，同樣埋葬在利馬竇、湯若望、南懷仁、朗士寧等前輩長眠的騰公柵欄墓地。

如今，傳教士們的身軀早已化作一掊黃土，留下的是這座濃蔭蔽日、保存了60尊各國教士墓碑的墓園，它已成為中西方科學文化交流的一個歷史見證，以及超越時空的推進人類思想文明的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