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1984年三十五周年慶典,是濃墨重彩的:
"天安門廣場變成了雄偉的畫卷,十四萬人組成的奔向二○○○年的偉大洪流在滾滾向前。這是美,這是力量,這是強盛,這是富有。這是三十五年來天安門廣場上出現的最熱烈、最有生氣的場面!"這是針對國慶遊行而言。
"這次國慶閱兵是在國慶十周年以後在天安門廣場組織的第一次閱兵,也是建國以來規模較大、機械化程度最高的一次閱兵。"這是針對大閱兵而言。
兩個"而言"都表明,在本應"小慶"之年的"大慶"之舉。
1960年,中共中央鄭重其事立下了"五年一小慶,十年一大慶,逢大慶舉行閱兵"的規矩,1969年二十周年慶典就沒有執行--"大慶"是慶了,但少了閱兵一項。
到了1979年,又逢三十年大慶的日子,不要說閱兵,連"十年一大慶"的規矩也改了。這一年1月18日,在中國政壇上冉冉升起的胡耀邦,在中央黨校第二期學員結業會上的講話中,特意對不遵守這一規矩作了說明:"今年,我們正碰著建國三十周年紀念,中央已經說過了,不要搞大規模的慶祝,特別是不要搞形式主義的東西。過去若干年我們把那麼多錢花到一些形式主義的東西上去,什麼鶯歌燕舞,粉飾太平。"他又補充說:"今後,可不要搞這個東西,今年三十周年國慶不搞這個東西,不搞鋪張浪費,包括今年過春節。"
4年以後的1983年11月25日,已經升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在日本東京會見旅日華僑代表時說:"明年是新中國成立三十五周年。我們的人大常委會和我們的黨中央已經決定,今後逢五、逢十,要組織國慶紀念會。明年將組織一個中等規模的慶祝會,歡迎你們各位回去看一看。"
規矩恢復了。"中等規模"是什麼規模?介乎"小慶"與"大慶"之間?胡耀邦沒有說。12月,中共中央關於三十五周年慶典有了一個通知,提到了閱兵,答案也有了:要大慶。
為何"小慶"要"大慶"?關於大閱兵,閱兵總指揮秦基偉在國慶前接受媒體採訪時說:黨中央決定今年國慶閱兵意義十分重大,它將集中反映我國建設成就,反映中國人民解放軍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新成果,反映我受閱部隊的精神風貌,大大鼓舞全國各族人民的愛國熱情。
1984年1月,胡耀邦說:"中央去年十二月發了一個通知。這次我同五個省的同志見面,他們不約而同地都說,這個通知得人心,這幾年太沉悶了。"這是他從川、貴、湘等五省考察歸來時說的。"通知"就是關於三十五周年大慶的。既然"得人心",大慶必然振奮人心!
秦基偉和胡耀邦的話,表達的是同一個意思:就是這一年"國慶社論"的題目:"大鼓勁 大團結 大繁榮"。
自進入"八十年代第一春"後,中國一直引領著世界的目光。對外開放,對內搞活,中國升騰,欣欣向榮,一點也不"沉悶"。進入1984年後,更進入了美籍學者趙浩生眼中的"喜慶之年"。他說:"1984年,在我的見聞中,是充滿喜慶的一年。這一切喜慶,象許多不同的樂章,都導向光輝的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三十五周年這個舉國狂歡的高潮。"
趙浩生所說的"樂章",是他的"五項見聞"。第一項,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訪美成功,"向全世界宣示了中國推行開放政策的決心。一個擁有四分之一人類的大國,在國內經濟飛躍的時刻更昂首闊步地進入世界市場,這是一個值得普天同慶的大喜事。"第二項,他途徑香港回大陸的"一個令人驚喜的新事實":香港同胞開始普通話學習熱。這一年,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世人矚目,9月26日中英兩國達成《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這是三十五周年的一份"國际大紅包"。趙浩生說:港人學說普通話"這個行動,確實比任何討論1997年問題的理論更能代表香港同胞迎接1997年的心情"。第三項,旅途中,他發現,廣州的"白天鵝賓館"有了大陸人的身影,北京的華都飯店舉行了向"社會開放"的典禮。"說明國內若干同胞的經濟能力已漸漸可與外來旅客看齊,特別是衣著方面已內外不分了。這是一年前看不到的大變化、大喜事。"第四項,他見到家鄉的省長何竹康"竟那麼年輕"。"我在國內看到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行政人員都已年輕化、知識化。這個政策的成功,使古老中國青春再現,這真是歷史上曠古未有的大奇跡、大喜事。"第五項,是中國實現"零突破"的洛杉磯奧運會,"有人說,中國在奧運會的輝煌成功在全世界所造成的震動比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更驚人。""奧運會的輝煌成績,中國人民以實際行動宣告世界: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這一切,"小慶"不足表,"大慶""得人心",順乎民意!
1983年11中旬,中共中央書記處專門召開會議,成立"首都國慶三十五周年慶祝活動領導小組",由萬里、楊得志、胡啟立、喬石、田紀雲和北京市委書記段君毅、市長陳希同組成,萬里任組長,楊得志任副組長,日常工作由胡啟立、喬石、田紀雲負責。
11月15日,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主持會議,研究部署三十五周年國慶閱兵工作,確定:(一)受閱部隊1.5-2萬人,通過天安門的時間不超過一小時;(二)受閱部隊要著新式服裝,武器裝備要新一點,精一點,好一點;(三)改變閱兵程序,由閱兵總指揮向中央軍委主席報告後即閱兵,國防部長不再講話;(四)整個受閱部隊的組織工作,由閱兵領導小組負責;(五)受閱部隊來京集中不要佔公園,可以佔機場。要搞好閱兵基礎訓練、合練和預演。27日,以北京軍區為主成立了建國三十五周年首都閱兵總指揮部,秦基偉任總指揮。
楊尚昆特意提到"受閱部隊要著新式服裝"。"新式服裝"是指軍隊正準備在1985年換裝的新制服,通俗地稱為"八五式",這是相對於此前的"六五式"而言的。
10月1日,當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檢閱部隊時,看台上的高級將領和受閱部隊,有著不同的著裝:將領仍然是"六五"式的確良軍服,受閱部隊則身著"八五"式軍服:大簷帽新肩章,帽徽由原來的全紅五星換成了帶麥穗齒輪的"八一"紅星樣式,領章上的原兩面"紅旗"鑲上了黃邊、綴上了銀星。而鄧小平呢,則身著藏青色中山裝。
不同著裝的細節,與盛大的閱兵式看似違和,卻似乎刻意貼近著那個時代:除舊布新時代,中國正處於變革的交替之中。
雖然聯邦德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外交關係一直到1972年才正式建立,這距離當時仍是年輕的共和國誕生已經過去23年的時間,但是聯邦德國的媒體卻從未停止對中國的關注和報導。以德國影響力最大的新聞周刊《明鏡周刊》雜誌為例,1949年以來,中國一再登上該雜誌的封面。
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Construction Photography/B.McMillan1950年,被稱作「新中國締造者」的毛澤東登上德國《明鏡周刊》雜誌封面。標題為「決定性一年:1960」的封面文章探討了毛澤東在西方人眼中究竟是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的問題。文章分析認為,毛澤東和東歐的共產主義獨裁者們完全不同,他既沒有上過莫斯科的革命大學,又不是靠蘇聯紅軍走上權力的寶座,他在革命和內戰的歷練中成為革命領袖。文章還詳細介紹了中國社會如何搞土改,如何給所有人定下階級成分。文章說,1960年對毛澤東來說將是決定性的一年。到那個時候他掌管下的中國擁有5.25億勞動人口,他將是67歲,依然比這時候的史達林年輕4歲。
1958年第40期的封面文章題為「中國衝突:魔王」。文章介紹了第二次台海危機中的「八‧二三炮戰」。1958年8月23日,解放軍向駐守金門的國軍部隊發動榴彈炮突擊,此後的44天之內向金門 射擊炮彈數量達到近50萬發。向金門的海上補給線幾乎全部被切斷,《明鏡周刊》將這次金門海戰比喻成「遠東地區的列寧格勒保衛戰」。
文革爆發後的第二年,1967《明鏡周刊》雜誌發表長篇封面文章「死亡之夢」介紹陷入文革夢魘的中國。「他們的頭上被戴上高高的紙帽子,身上掛著寫滿革命口號的大牌子,腦門和臉頰上可以看到用紅筆書寫的罪名……」當暴力像颱風一樣席捲中國,把這個國家引入一場完全喪失理性的瘋狂運動中時,《明鏡周刊》的記者已經認識到,「一個紅色的中國對抗一個活著的毛是無法想像的」。
1972年初,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並簽署了中美《上海公報》。西德的在野黨基民盟向社民黨政府施壓,要求同中國關係正常化。時任聯邦議院外委會主席、基民盟領導人之一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與1998年至2005年間擔任聯邦總理的社民黨人施羅德同名)提出了訪華願望。同年7月,施羅德成為首位到訪中國的西德高級政治家。這一年《明鏡周刊》第33期的封面文章「中國海深不見底」將訪華的施羅德比喻成基民盟的馬可‧波羅。文章描述施羅德在參加結束訪華的告別宴會上還專門穿了一件在中國買的襯衫,而且他像中國人一樣領口敞開並且沒有把襯衫塞到褲子裡。基民盟的馬可‧波羅訪華之後僅過了3個月,1972年10月,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外交關係正常化。
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明鏡周刊》雜誌發表封面文章「毛去世。中國將何去何從?「」一個來自湖南的農民的兒子、一位戰士、一位詩人、一個想帶領8億中國人走進幸福的共產主義未來的人:毛澤東」,文章對毛做出這樣的評價,「不過,儘管畢生都在奮斗,但是這位本世紀最偉大的政治家並沒能把他的烏托邦帶進現實。而且去世前也沒有安排好身後事。」
毛澤東去世1個月後,華國鋒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1979年10月,59歲的華國鋒出訪西德。他也由此成為中國第一個訪問德國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華國鋒前往了5個聯邦州,考察了包括蒂森鋼鐵廠和西門子公司在內的多家工業企業以及特裡爾地區的農村經濟。《明鏡周刊》在封面文章「中國華走上西方路線」中熱情洋溢地描述華國鋒領導的中國正在經歷一場中國式的「布拉格之春」。文章說,華國鋒在歐洲為在中國實施改革尋求幫助,中國要成為一個繁榮昌盛的工業化國家,「毛的那一套已經被關在門外」。
1989年5月一期的《明鏡周刊》雜誌把封面的關注點放到中國各地風起雲湧的抗議活動。「共產主義終結了?中國亂了」這篇文章寫道:「全國各地都發生大規模示威活動,學生絕食,工人和警察團結在一起。戈爾巴喬夫訪華之際,中國高層們卻發現自己對首都完全失去了控制。現在政府動用了軍隊,黨內一把手趙紫陽必須走人。北京經歷的這些革命的日日夜夜把共和國帶向了無政府狀態的邊緣。向共產主義的告別正在臨近。」這篇文章發表兩周後,中國軍隊對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集會進行了武力清場,「八九民運」宣告結束。
在經歷了154年的殖民統治之後,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移交中國。《明鏡周刊》5月一期的封面上,一條紅色巨龍盤踞在香港之上。「香港:中國富裕的戰利品」這篇封面文章評價說:「同80年代倫敦向羅德西亞(後更名為辛巴威)告別完全不同,香港主權的交接是一樁國際大事件。這是昔日的歐洲強國走向衰落的最後的證據,象徵著遠東地區一個新興大國的崛起。這是一場獨一無二的試驗,同時決定著北京是否和平地加入國際社會還是會和西方發生對抗衝突。」這篇文章提出了一個問題:「北京接管香港——全世界最成功的城市之一,那麼,共產黨的領導者們知道該如何和這顆資本主義的明珠打交道嗎?」
1997年,鞏俐登上《明鏡周刊》封面,她是首位成為《明鏡周刊》封面人物的中國電影演員。1997年時候的鞏俐是已經出演過《紅高粱》、《菊豆》、《秋菊打官司》、《霸王別姬》和《活著》等一系列知名電影的一線當紅實力派影星。1997年也是香港主權回歸的一年。鞏俐在接受《明鏡周刊》記者採訪時被問到和丈夫一起搬到香港,是不是意味著告別中國影壇進入好萊塢?鞏俐回答說:「我搬到香港是因為我不想和丈夫分開。中國電影很嚴肅,這一點我很喜歡。好萊塢對我沒有太大的吸引力,我不想當一個被隨便擺在哪裡的花瓶。」
進入2000後,中國經濟增速一路攀升,GDP增速曾一度高達兩位數,震驚國際。2004年10月《明鏡周刊》出版的一期雜誌探討「中國:世界強國的誕生」。「沒有幾個國家能實現如此之高的經濟增長率,能夠吸引如此之多的投資者,能夠像『世界工廠』這樣製造如此之多的產品,」文章問道,「30年後中國會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嗎?面對人口十多億的中國,德國會出現大規模失業潮嗎?抑或是中國這個巨大的銷售市場是我們最後的機會?北京會變成華盛頓最強有力的對手嗎?」
2007年8月出版的一期《明鏡周刊》使用「黃色間諜」作為系列報導的封面標題。報導稱,近些年中國加強了對德國科技和經濟領域的間諜行為,在德國公司實習的一些中國留學生也被懷疑成間諜。文章中指出,"中國情報機關派出密探部隊,獵取出口世界冠軍德國的最為寶貴資源——專業技術知識(Know-how)。就連柏林各部都成為了駭客攻擊的受害者。聯邦政府震怒,卻又無能為力。"該系列報導在德國華人圈引發巨大反響,一些在德華人組織起訴《明鏡周刊》「侮辱」」誹謗「。
2008年:「魔戒:中國政府如何壓制它的人民和如何出賣了奧林匹克」
2008年本是讓北京政府十分期待的一年。在這一年,北京方面想舉辦一場聲勢浩大規模空前舉世無雙的奧運會。但是「3‧14西藏騷亂」打亂了中共的節奏,讓北京方面極其惱怒。《明鏡周刊》5月出版的一期雜誌發表封面文章「魔戒:中國政府如何壓制它的人民和如何出賣了奧林匹克」。封面圖上象徵奧運會五環的帶荊刺的鐵圈尤其醒目。文章中稱,北京想向外傳達一個熱情寬容的東道主形象,「但是一場體育盛會現如今已經變成一場公關災難。對西藏的鎮壓和對異己的打壓宣傳證明:這個最年輕的世界強國依舊是一個警察國家。」
2017年第46期《明鏡周刊》的封面設計採用了中國國旗的紅黃配色,正中採用漢語拼音拼出兩個字xing lái!(醒來),下面還有一排黃色小字:「為什麼中國現在就成為了世界第一——叫醒西方的起床號。」文章稱,中國在經歷了40年的驚人崛起歷程之後,跨越了眾多阻礙,在政治、經濟、科技各領域都成為世界強國。可西方人還沒有搞清楚,中國的崛起對西方意味著什麼。澳洲前总理陆克文說,西方人不知道中國崛起會給西方帶來什麼。「但是中國在通往領導全球的道路上,……崩潰的不是中國,而是自我封閉、自高自大、自我滿足的西方」。
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漢大規模爆發之後的第二個月,《明鏡周刊》發行了一期以「新冠病毒——中國製造」為封面的雜誌。文章梳理了新冠病毒如何在武漢被發現,又如何傳播到中國多地以及西方國家,中國採取了哪些應對措施以及疫情會對全球經濟造成何種影響的預測。這期封面文章的標題後來遭到德國人權團體的批評,認為這是明顯的種族歧視。
2021年:「巨龍的勝利:中國相對於我們的優勢有多大?」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範圍内已經蔓延了一年之久。《明鏡周刊》在2021年1月出版的一期雜誌中寫道:「此間,中國的情況已經明顯好於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西方面對的是一個越來越強大、而且常常顯現得相當傲慢的中國。中國的邁進還能被阻止嗎?」此時拜登剛剛入主白宮,成為美國新一任總統。他宣佈上任第一年就會舉辦全球民主峰會,「將世界上的民主國家聚集在一起,向倒退的國家發出挑戰」。《明鏡周刊》刊登的封面文章認為, 「只有當美國放棄的時候,中國才會贏」。
包含新疆再教育營的演習圖片、 「學員」照片及訊息、文檔、表格和黨政官員講話稿等在內的「新疆公安文件」於2022年5月被14家國際媒體聯合曝光。《明鏡周刊》也是以封面文章形式披露這份文件的媒體之一。文章指出,「幾十年來,德國在與中國獨裁者的生意往來中獲利無數,以致於現在德國經濟對北京的依賴甚至超過了對莫斯科的依賴。新披露的(新疆)酷刑文件向政界、商業界和社會提出了根本性問題:為了維護富足與繁榮,我們要容忍什麼樣的罪行?那麼又有哪些危險正在向我們逼近?」
徐慶全為中國當代史學者,前資深媒體人。
德國之聲致力於為您提供客觀中立的新聞報導,以及展現多種角度的評論分析。文中評論及分析僅代表作者或專家個人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