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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平靜到和解: 從當紅電影《返校》探討歷史傷痛的價值

羅法(發自台北)
2019年10月9日

「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 」電影《返校》的一句台詞戳進台灣人的歷史傷痛。 「白色恐怖」過去幾十年後的今天,又有多少人害怕想起來? 影評人、轉型正義推動者、以及白色恐怖親歷者向我們解釋當紅電影蘊藏的深義。

Taiwanesischer Film Detention
圖片來源: 1 Production Film Co.

(德國之聲中文網) 截至這篇報導寫就的時間為止,《返校》電影版上映短短兩周,票房便突破兩億元台幣,奪得台灣本土電影的年度票房冠軍,更大舉入圍12項金馬獎。

關於《返校》獲得成功的原因,影評人膝關節認為,電玩改編、宣傳成功、避開好萊塢熱門片檔期等都有幫助,但是最重要的,仍然是它用通俗的方式包裝沉重的社會議題。

膝關節說:「就算是現在,要觀眾去看《悲情城市》(名導侯孝賢執導的「白色恐怖」經典電影)也還是很多人不想看,因為議題沉重,會有心理壓力。 但是你包裝成闖關游戲的感覺,大家就會有興趣。 」

《返校》作為台灣第一部電玩改編,又同時兼具驚悚、懸疑、社會議題三種特質的電影,在台灣的影史上立下了一個里程碑,證明了就算觸及敏感社會議題,也可以獲得商業成就。

電影與史實的差距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從2007年開始,便致力於推動「轉型正義」,更是民進黨政府在2017年建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重要幕後推手。 該組織集結民間力量,監督政府探查歷史真相,聲援受害者的真相知情權。

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的秘書蔡喻安告訴德國之聲,雖然《返校》電影裡面有學校老師在學生升旗時當眾被憲兵帶走的場景,但是在歷史上,大部分逮捕人都是暗中進行。

另外,她也對於電影中角色的內心轉折的描繪不夠全面,而感到可惜:「例如張明輝這個角色就比較特殊,因為他是被告密的,同時又和告密者有戀人關係。 就我們過去看白色恐怖的歷史的話,受難者的心境轉折都是非常複雜的,電影沒有呈現得這麼全面,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

張明輝(左)在電影中,與女學生方芮欣(右)暗中存有戀人關係,卻因後者告密而被刑求圖片來源: 1 Production Film Co.

與蔡喻安不同的是,影評人膝關節認為,以商業片的定位而言,《返校》已經盡到它的責任:「就算要去挖掘白色恐怖的議題,你怎麼挖掘都會有人不夠滿意,所以只能選擇性的觸碰到某一個程度, 就要停止了。 」

他認為在片長的限制下,《返校》並沒有迴避,而是「紮紮實實的用直球的方式跟觀眾做了一次對決」。 電影直接呈現給觀眾看,當時存在刑求、存在冤獄,而且成功引起觀眾對歷史的好奇心。

他說:「這個作品的社會性,是誘發看過的群眾想要去瞭解那個時代的事情,以及就算你沒有去瞭解,看電影也能大概知道當時發生了甚麼事。 它只要能夠碰觸到一個引發社會對話的可能性,那樣就夠了。 」

「為了台灣的未來,我要原諒他們」

德國之聲記者打電話給白色恐怖親歷者林俊義時,記者還沒開口,林俊義的第一句話便是:「我很感謝我還活著。 」

林俊義在3歲的時候,表姐與姐夫就被軍隊沖進家裡帶走,表姐被判18年刑期、姐夫被槍決。 回憶起那個回憶,林俊義還是難掩激動。

他在成年以後成為東海大學生物學教授,任教期間替黨外人士助選、又抨擊核能發電政策,

因此成為情治單位的關注對象,前後被秘密監控長達18年。 之後,他因為一篇批評季辛吉拉丁美洲外交政策的投書,被指控「為匪宣傳」。 雖然他沒有因此被判死刑或終生監禁,卻被要求帶著妻小搬遷海外。

今年,他82歲,透過行政院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監控檔案當事人閱覽計劃」,林俊義得以閱覽他過去被情治單位監控的檔案紀錄。

林俊義說,看到自己的檔案,他的情緒非常複雜,震撼、感傷、悲哀。 但是在這些情緒過去之後,他產生了一種新的心情。

他說:「我對過去加害我的這些人,一點都沒有憤恨的感覺。 」

「我認為一個社會,要靠一些人去告訴做過壞事的人說,只要你能悔改、願意道歉,這個社會就會慢慢產生變化,慢慢走向文明。 」

「我當然心境非常澎湃,但是,我如果寄望台灣有未來,我要原諒他們。 」

電影的開端是方芮欣和學弟魏仲廷在空無一人的學校醒來,但是完全不記得發生什麼事情。圖片來源: 1 Production Film Co.

等待一個道歉

《返校》電影當中,女主角方芮欣誤會自己的心上人張老師移情別戀,而向當局告發地下讀書會,試圖藉此報復第三者。 但是,她卻沒有料到自己的心上人也會被捕。 在尋訪過去、恢復記憶的過程當中,她慢慢的發現了真相,脫口而出:「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就算像林俊義這樣的白色恐怖受難者已經做好了原諒的心理準備,卻也不一定能在有生之年,等到加害者現身道歉。

現在的台灣雖然已經開始出現協助加害者面對過去、處理傷痛的機制與團體,但是關於那段歷史發生的原因、以及加害者立場的心路歷程,都還是一團謎。

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的秘書蔡喻安說,現在台灣的轉型正義工作遇到的困難是「加害者體系的不明確」。

她說,很多加害者不敢談,是因為怕被追究責任。 但是,事實上根據每個人在體系中的不同位置,可以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例如,在加害的體系當中一個人可能是告密者、可能是法官,根據他們所處的位置不同以及他們當時的心態不同,處理方式也會不同。

蔡喻安說:「釐清體系的話,就可以針對不同的參與者有不同的面對方式,或許也可以幫助某些加害者,讓他比較放心,願意出來談。 」

圖片來源: 1 Production Film Co.

活下來的人

《返校》的電影可以說是仁慈地給予主角們盡可能好的結局:方芮欣瞭解當初張老師並沒有移情別戀,張老師也透過遺書,與方芮欣相約來世再見。 活下來的魏仲廷不再責怪學姊,也在多年後終於鼓起勇氣,回到校舍完成了老師的遺願。 三個主角之間達成了和解。

台灣在1989年解嚴,也在1992年修正了刑法一百條。 在政治轉型的過程當中,全體人民共同經歷了民主運動、政黨輪替、全民公投等令世界驚豔的民主成就。

但是在絢麗的成績背後,卻還是有人譴責轉型正義是「政治清算」,也還是有許多受難者無法擺脫痛苦的回憶,活在恐懼當中。

還有更大一群觀眾,一出生就直接生活在民主的時代。 老年人親身經歷的痛苦回憶,對年輕人而言只是教科書的一行文字。

面對看著電影的觀眾,《返校》電影也直接透過角色,對觀眾提出了呼籲:「你的責任就是活下來,記住這裡的一切。 」

這一句話在社群媒體上爆炸似的擴散開來。

除罪以後﹕台灣政治受難者眼中的轉型正義

0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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