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為在新冠危機後重振經濟、降低失業率，中國政府總理李克強提出一項出人意料的建議：中國人應重新大張旗鼓擺地攤。這位政治家讚揚道，成都新近設置了3.6萬街頭攤點，可謂一夜間就創造了10萬就業崗位。   

李克強的這一倡議顯示出，在新冠危機基本渡過後，經濟規劃師們正如何絞盡腦汁，試圖讓人們重新獲得工作。因為，過去數年裡，做衣服、小吃或其它生意的街頭買賣人被官方視為落後的象徵，不再適合中國的現代性。地方當局稱街頭攤點是髒、亂、差及劣等商品匯聚之地。在眾多大城市，它們被定義為非法，要以網購取代之。    

新冠拖累

多年遭排斥的這一"邪惡"竟要重得國家鼓勵，這也同中國的"世紀目標"有關係：黨和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在2017年秋即已宣佈，至2020年底，要在國內消除"絕對貧困"，使中國成為"小康社會"。根據該國統計局發表的數字，從1978至2017年，人民中國有7.4億多人脫離絕對貧困，即每年大約有1900萬人。新冠危機卻讓北京的計劃者嚴重受挫。

由是，包括成都、南京、長沙等在內的數十個城市宣佈鼓勵俗稱的"地攤經濟"。官媒傳播關於有地攤商掙錢之多可買下豪華車的故事。足以讓人相信此類成功故事的一位名人便是電商巨擘阿里巴巴的創建者馬雲。當年，他曾街頭銷售手工藝品，以支付他的首個店鋪租金。阿里巴巴及其競爭對手京東此間也已很快宣佈將提供小微貸款，支持街頭貿易。

這一設想受到多數民眾歡迎。老一代人回想起了19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更新氣象：在國家多年扼殺私營經濟後，鄧小平以"致富光榮"為口號，為之鋪平了道路。當時，商家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富裕似乎的確滿街都是。與當年的一個巨大不同之處：那時的中國人所有不多，但能大贏。而今天，危險卻在於：得而復失。

消費具決定性意義

因此，與鄧時代不同，李的建議是一種以退為進的做法。如今，消費約佔中國社會生產的60%，今年5月，零售商業額同比還減少了2.8%，其中四分之一經由網購，而去年，其比例是20%。在中產階層，網購重又興盛。

然而，新冠危機尤其打擊了收入較少的人們：至少6億人的月收入僅1000元人民幣，約等於125歐元。在中等城市，這樣的收入難以讓人支付房租；根據官方提供的數字，失業率目前是6%，但這一數字僅反映城鎮，並未包括因瘟疫大流行而被迫返鄉的千百萬民工。還有，僅今年就會有870萬大學畢業生湧向就業市場。

由此觀之，北京現在不能不緊急調整其政策重點。過去年份裡，國家聚焦於中產階層，該階層確保了經濟增長，而當局則以其不斷增加的富裕作為自己權力合法化的依據；現在，政府將注意力轉向低收入階層，該階層畢竟依舊佔總人口的約43%，並幾乎沒有儲蓄可言。

官媒嚴批

對這一建議的政治反應各有不同。著名的經濟學家周天勇估計，若街頭買賣在全國鋪開，將創造出5000多萬個就業崗位。但在一篇措辭嚴厲的評論中，首都喉舌《北京日報》卻表示，地攤經濟不適合北京，理由是，它"不衞生不文明"，噪音擾民、阻塞交通。該國中央電視台也強調，"地攤經濟不適合北京和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一旦捲土重來，將意味著倒退數十年，背離高品質發展這一目標。語氣可謂嚴厲。
  
如此抨擊官方路線，讓人瞠目；不過，若考慮到北京這樣的富裕都市數年來使用何其嚴厲的手段打造現代化城市圖像、毫不顧念小微業主徹底清理所謂的城市污點，倒也多少能有所理解了。禁止街頭小吃攤點和地攤商的政策多由所謂的城管--低薪的城鎮管理人員--實施，這些人慣常行為粗暴。

地方政府可信度冒風險

在中國，對城管協助人員的蔑視超過對任何其他管理機構的人員。2017年冬季，在北京，在未事先通知的情況下，成千上萬民工被以公共安全的名義從其常如地下室一般的宿舍裡驅走。對這些所謂的"低端人口"的清除在民眾中引起公憤，各界人士紛紛表達了對民工們的同情。倘地方政府現在回心轉意，則會失去可信度，並冒爆發抗議浪潮的風險，尤其是，這些天，新冠病毒在北京豐台區的新發地市場重又肆虐，周圍11個住區被封，全北京學校再度關門。

因此，對政府來說，在新中產階層的願望和窮人們窘迫之間、在中央政府的長遠計劃和日益自信的地方政府的行為之間找到恰如其分的平衡點，會越來越困難。新冠危機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凸顯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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