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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林視點:用大數據對抗無形的病毒

2020年4月4日

北京用數字監控手段阻止第二波新冠病毒傳染。中國做的事情中有很多在德國得不到多數支持。不過,德國之聲專欄作者Frank Sieren認為,即便在德國總理梅克爾眼裡,其中一些做法也是有意義的。

China Corona-Pandemie in Peking
圖片來源: Reuters/Tingshu Wang

(德國之聲中文網)在中國,為阻止發生第二波傳染,所謂的"支付寶健康碼應用軟體""Health-Code-Apps"日顯重要。這一智慧型手機應用軟體使用基於個人數據和出行資料的二維條碼,可顯示用戶是否有感染,或曾與有感染的人接觸過。根據軟體的計算結果,用戶被定義為健康的或潛在的風險人。無論是在列車、巴士、機場還是在辦公樓,甚至在自己的住宅區,當事人都得出示自己的健康碼,否則會被拒絕進入。

這一最有名的健康碼出自高科技巨擘阿里巴巴,是其與中國當局的密切合作的產物。不過,其它企業也快速開發了類似技術。之所以能這麼迅速,是因為,中國當局全面掌握公民行動數據,而軟體工程師們不會受到哪個數據保護法的限制。

社會壓力加大

此外,大多數中國人盼望盡快重返正常生活,而且疫情不會重現。在中國,"停擺"始於1月23日。因此,社會壓力更多地是指向讓盡可能多的人使用健康碼的方向,儘管使用這一應用軟體目前仍以自願為基礎,即不是國家規定。借助社會壓力,在某種程度上讓事情自動得到解決,這比由國家規定更高明,前提是,大家都來做。在中國的數字支付系統方面,已是這種情況。越來越多的人相信,使用相關手段很有必要,並說服其他更多的人也這麼做。最後,對懷疑者們而言,繼續抵制也不再有意義,因為,這一技術已全面滲透日常生活。

在新加坡,這一應用技術的使用也相當成功--該國新冠病毒感染率相對較低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AFP/C. Lai

圍繞健康碼,還有另一個因素:參與人士甚至還有這樣的感覺:自己是在做好事,是在為社會不致遭受新一波疫情出力。此外,在中國,人們還希望,新聞封鎖不能拿一種技術上自主的預警系統怎麼樣。最初,在武漢,警察和國家安全機構曾採用強制手段,試圖迫使"吹哨"醫生噤聲;此間,當局已不得不就此道歉。

世衛組織讚揚

該技術不僅在中國十分成功:台灣島,還有韓國,同樣在病毒危機中使用了數字監控系統,借助手機所在地數據確認出病人的接觸者都有誰,並視情況讓其隔離。這兩個國家和地區,疫情的發展相對溫和。世衛組織也稱讚說,在實施隔離方面,新技術提供了有力支持。德國病毒學家德羅斯滕(Christian Drosten)也確信,從科學角度說,蒐集行動數據"很有意義",尤其是在抗疫的早期階段。

他並非唯一持此觀點的人。因此,在德國也應使用這樣的應用軟體。至少是聯邦衞生部和羅伯特‧科赫研究所的專家們希望如此。該研究所正在開發一種類似的技術。就像在中國一樣,該應用也以自願為基礎。無人會被強迫下載該應用。不過,與中國不同,被監控的當事人完全匿名。沒有任何人,國家亦然,都不能知道,誰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與何人有過接觸。而與新冠病毒攜帶者有過接觸的人,也不能知道病毒攜帶者是誰。

專欄作者澤林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dpa/M. Tirl

然而,只有在60%的人口參與的情況下,該應用才會有效。要達到這個值,不會像在亞洲那麼簡單。

只一半德國人贊同

根據一項最新民調結果,德國公民中只有一半人不反對這一手機定點技術,前提是,該技術有助於對新冠病毒患者的接觸人報警。在政治上,該技術如履薄冰。所以,必須做出妥協:該系統經由藍芽測得哪些人距離過近而有可能傳染冠狀病毒。不過,該應用不記錄所發生的地點位置。它只測量某手機與其它手機之間的距離。為說服人們使用該應用,這一點是關鍵。聯邦總理已表示,她個人會這麼做。

不過,不能否認,很多人有這樣的感覺:若使用該應用,自己會受到監控,並且還可能為限制他人的行動自由提供了幫助。然而,另一方面,說服人們,尤其是說服那些失去了工作或經濟收入的人們一起參與,又是容易的。再者,與中國不同,在這裡,國家蒐集與其無關的數據的危險要小得多。

 

本文作者20多年來生活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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