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儘管中國仍是全球重要的生產基地，但近年來，對許多大公司而言，越南成為另一個更有吸引力的選擇。2020年至2021年新冠疫情期間，越南是少數未經歷經濟萎縮的亞洲國家。根據世界銀行的預估，越南的GDP今年將增長5.5%左右。

事實上，越南在疫情期間及後疫情時代的經濟表現已經吸引了一些歐洲大公司的注意。在中國有11家工廠的德國汽車供應商博澤公司（Brose）正在決定將越南或泰國作為其新的生產地點。

丹麥的樂高公司12月已經宣佈，將在越南胡志明市附近建造一座10億美元（9.35億歐元）的工廠，這是迄今為止歐洲在越南最大的投資項目之一。

德國東亞商業網絡（OAV）的米勒（Daniel Müller ）表示：「目前看來，特別是越來越多中等規模的公司正努力進入越南市場，或在更廣泛的基礎上將其工廠從中國撤出」。

企業為何出走中國？

歐洲公司正尋找將基地設在中國以外的替代方案，其中有幾個原因，包括近年來中國工資上漲，使中國對低成本製造商的吸引力下降。

根據信貸評級機構穆迪（Moody's）分析，中國的年平均工資從2010年的約5120歐元（5400美元）上升到2020年的13670歐元。

至於地緣政治方面，中國與歐洲多國政府的關係在2021年惡化，當時歐盟因中國壓迫新疆地區的維吾爾族穆斯林少數民族而對其實施制裁。隨後，北京對歐盟官員發出制裁，許多過去達成的投資協定遭擱置。

另外，北京直到目前仍在實施的清零政策，使全球供應鏈陷入混亂，因封城導致生產停滯，這也動搖了歐盟企業對中國作為可靠生產基地的信心。

最近，上海在經歷幾個月的封閉後才重新開放，而首都北京的部分地區也已經封控了數個月。

這些因素都削弱了中國經濟，甚至有分析警告，中國今年的GDP增長可能遠遠低於其目標。根據世界銀行，2022年的前三個月，中國的GDP增長了4.8%，遠低於5.5%的官方年度目標。

惠譽諮詢公司亞洲國家風險主管拉斐爾（Raphael Mok）向德國之聲說：「即使在疫情前，我們已經看到企業，特別是那些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開始從中國搬遷到亞洲其他成本較低的國家，包括越南在內。」

他補充說，越南中產階級正快速增長，其工資比中國低，而中國共產黨政府也在當地大力投資基礎設施，越南已經成為對投資者更具吸引力的目的地。

歐盟和越南在2020年批准了自由貿易協定，其中包括《歐盟－越南投資保護協定》（EVIPA）。雙邊貿易額在2021年上升到490億歐元，高於2012年歐盟與越南開始進行自由貿易協定（EVFTA）談判時的208億歐元。

德國貿易與投資署的一份報告指出，這些協議還使歐洲公司更容易獲得越南的公共採購。 這包括當局最喜歡的公私合作項目。 根據 《歐盟－越南投資保護協定》，商業銀行的最大外資持股比例從30%增加到49%。

為何中國仍重要？

越南荷蘭商業協會（DBAV）的馬泰斯（Matthijs van den Broek）指出，越南是否會「取代」中國成為製造業的首選，還有待觀察。

馬泰斯說：「中國太大、太先進了，無法不成為亞洲戰略的任何一部分。」他補充表示，「就教育水準、熟練勞動力、基礎設施以及物流而言，越南還不能與中國相提並論。」

但他向德國之聲說：「作為除中國之外的一個擴展或額外的投資地點，或作為更廣泛的中國與另一地點的戰略，（越南）肯定會越來越受歡迎。」

德國亞太商業協會的穆勒（Muller）指出，歐洲與中國的脫鈎主要取決於企業的所在地。例如，德國公司對中國市場的依賴程度，遠比其他大多數歐洲國家來的還要高得多。根據經濟複雜性觀測站（OEC）的數據，2020年德國對中國的出口額為990億歐元，而法國為190億歐元。

穆勒說：「目前還不清楚德國公司，特別是大型企業，是否會大幅減少在中國的生產。這將是像越南這樣的國家，能指望大規模新投資的先決條件。」

另外他也補充稱，這也將取決於有關行業的類型。「從長遠來看，從事高附加值製造業的企業，如先進工程和智慧型電器，因為其供應鏈的關係，仍會考慮將中國作為生產基地。」他說。

穆勒補充，利潤較低的製造業需要低成本且不過於複雜的生態系統，它們可能會繼續向外轉移，以保持低生產成本。

穆勒指出，若未來地緣政治緊張局勢進一步加劇，「企業將無法避免尋取代中國的生產基地，並補充說，越南 「將在這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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