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廣東茂名3名小學生被發現喝農藥自殺，年齡分別為12歲、11歲和9歲，其中12歲的女孩送醫後不治身亡，另外兩名仍在搶救中。當地警方稱初步調查結果為，三名兒童認為父母關愛太少，所以相約自殺。

據悉，正在搶救的兩名小學生為兩兄妹，父母長年在外打工並很少回家，兄妹倆由祖父母照顧。

這也是繼9月22日發生在江西九江市3名小學生因不堪作業壓力相約跳樓後的又一起自殺事件。兩起事件的背後，經過媒體的調查得知，都和中國留守兒童這一社會問題有關。在九江跳樓小學生的班級，有一半以上的學生家長在外打工。

目前中國出現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成人為了生計外出打工，他們的子女留在農村家裡，與父母相伴的時間微乎其微，一些內地城市也出現類似的情況。這些本應是父母關愛下成長的孩子,卻都變成了一個特殊的弱勢群體--留守兒童。他們一般與自己的父親或母親中的一人，或者與上輩親人，甚至父母親的其他親戚、朋友一起生活。

2011年3月中國婦聯發布的一份調查指出，目前中國留守兒童的數字為5800萬人以上，基本為農村孩子，最新的數字為6000萬。這些孩子不能跟隨父母的理由，還和城市的很多學校不對農村孩子開放有關。使很多打工者被迫將孩子留在故鄉。

中國一位留守兒童問題的研究者淮生發布調查報告指出，中國政府對此問題應該承擔責任："當孩子需要得到國家照顧的時候，他們得不到：在教育上遭驅逐，在團聚上受阻攔，在孩子成長過程裡一路紅燈、麻煩不斷；當他們成年後，當國家要求這些孩子們照顧國家的時候，國家沒有十足的理由。"

這是"中國模式"令人悲痛的代價

德國之聲就此採訪了目前在瑞典任教的作家茉莉，她認為此案例凸顯了中國留守兒童問題的嚴重性："我想這是一個兒童權利的問題，這些兒童代表的是中國六千萬留守兒童，他們的悲劇也是中國六千萬留守兒童的悲劇。中國在走向工業化、城市化的時候，有兩億五千萬的農民工被迫拋棄他們的孩子，把六千萬的孩子留給了並沒有能力照顧孩子的祖父母，導致很多孩子心理出現了問題，甚至走向死亡，這是中國模式令人悲痛的代價。"

茉莉也用"中國模式"對比台灣城市化發展過程中孩子的處境，台灣農民走入城市，他們的薪水收入和城裡工人收入比，不像目前中國農民工與城市人口收入的差距那麼大，台灣城市中的學校也並未象中國一樣拒絕農村孩子入學

"我們無論是看台灣城市化還是歐洲其他地方的城市化過程，並未出現留守兒童的問題，只有中國有。"

德國之聲也採訪了另外一位目前旅居在加拿大的中國教育學博士楊愛誠，他認為目前中國的強意識形態管制下，讓人對物質趨之若鶩，將金錢當成生活的中心，從而忽視了金錢以外的親情、兒童健康成長等更重要的內容，單一的價值觀讓很多孩子被迫擁有一個"缺失父母之愛"的童年。

"在西方兒童權利是最受保護的利益"

茉莉引用中國研究者淮生對留守兒童權利的界定"這不僅是兒童權利，還是動物權利。"無論在自然界，還是人類社會，兒童跟隨父母成長都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在西方國家，更是通過法律將這種權利明確呈現。

茉莉也介紹了在瑞典政府對兒童權利的保障措施： "在瑞典，象中國一樣把孩子交給其他人帶，這是不允許的，如果是父母生病或是沒有能力帶，政府會出資為孩子尋找養父母，為什麼不能交給祖父母帶孩子，是因為他們的身體條件和教育方式等，沒有照顧的能力，像在中國這樣有六千萬的孩子被拋給祖父母，這在瑞典是違法的。在西方，兒童利益是最大的利益原則，"

對此，楊愛誠介紹加拿大政府在制定勞工法律時，會充分考慮對有兒童家庭的照顧，以保障父母中的一方有足夠的時間來照顧和陪伴兒童；在經濟上，對家庭有很多稅務和福利上的優惠；

"這是中國特殊的問題，政府要負責任"

茉莉認為對目前中國的留守兒童問題，中國政府甚至全世界都有責任："這些責任是中國政府的，因為在其他國家沒有說要必須以這些兒童作犧牲，所有的中國人都有責任，也包括西方正在享受中國的價格低廉的商品的人，這些都是這些孩子的父母犧牲了和孩子的親情，他們走向工廠流水線，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給世界提供商品，這些代價卻要這些孩子來付。"

對於這些孩子的未來及留守兒童問題對社會的影響，茉莉深表擔憂："這些孩子長大了會怎樣對待社會？這是一個六千萬的數字，希望每個人都能為這些孩子獲得基本的權利而呼籲，這是中國特殊的問題，中國政府要負責任。"

作者:吳雨

責編:任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