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紐約時報中文網》發表文章《在一場「種族滅絕奧運會」裡，我們都是同謀嗎？》，作者Spencer Bokat-Lindell說，給這屆冬奧會蒙上最黑暗陰影的最大問題是發生在3000多公里遠的新疆地區的侵犯人權行為，這些少數民族受到的鎮壓已被拜登政府和其他國家的政府描述為不亞於種族滅絕的行為。那麼，應該如何看待與被一些人認為是「種族滅絕奧運會」共謀的影響呢？

中國的人權記錄對於所有參與者，從企業贊助商到運動員，再到普通觀眾，在道德上有著怎樣的責任要求？文章綜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高級副總裁兼北韓問題研究主管車維德(Victor Cha)認為，將抵制擴大到參賽者身上「毫無意義」。但他同時也認為，外交抵制將奧運會非政治化，因為這個做法阻止了政府官員在中國境內發表批評意見。

文章寫道，婭斯敏‧舍爾汗在《大西洋月刊》上撰文指出，人口以穆斯林為主的國家也肩負著公開表態的特殊責任。儘管這些國家的情況各不相同，但她指出，穆斯林佔多數的國家確實偶爾會聯合譴責針對穆斯林的不公正做法，比如以色列對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還有緬甸的羅辛亞人危機。但她認為，這些國家一直未對新疆的情況做出回應。

「國際奧委會似乎與中國這個黨國一樣，希望舉辦一屆井然有序、電視轉播中沒有爭議的賽事，」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馬麗娜(Maura Elizabeth Cunningham)在時報上寫道。「奧委會官員拒絕討論在威權主義國家舉辦奧運會的道德或政治影響，他們一再聲稱，體育和政治不應混為一談。」

文章指出，奧運會最大的13家企業贊助商與國際奧委會簽訂的合同總額超過10億美元。活動人士已向這些企業施壓，希望他們撤回支持，但到目前為止，尚無一家企業這樣做。廣播公司也有責任，並有影響力。轉播費佔國際奧委會收入的73%；僅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一家就已為到2032年的奧運會轉播權支付了77.5億美元。猶他州共和黨參議員米特‧羅姆尼在《紐約時報》上寫道。「NBC可以不播放開幕式和閉幕式上任何展示極端愛國主義的元素，而用對中國違犯人權行為的記錄報導取而代之。」

台灣政府該不該管運動員愛不愛國？

台灣滑冰選水黃郁婷在冬奧出賽，她穿著中國隊服練習燦笑的影片也持續在台灣餘波蕩漾。台灣《上報》發表社評《政府不管人民愛不愛國》認為，黃郁婷在冬奧前線上傳她穿著中國隊服練習，侮辱自己的國家，「敵我不分」，甚至「賣國求榮」，但這終究只屬於言論層次，如果中華奧會與滑冰協會不說話，要求政府直接出手去處罰這些「不愛國的人」，如此越俎代庖，勢必引來朝野互相指謫，各方政治力介入，後遺症無窮。

文章說，今年還有四川世大運、杭州亞運兩場國際綜合性賽會在中國舉辦，若再有黃郁婷此等行徑出現，勢必將重創國人對於國家運動員信心，傷害台灣人的國家意識。體育署應該立刻亡羊補牢，啟動《國體法》43條的行政權責，對各單項體育協會積極監管，對於領取國家補助的國家運動員也應提供適當的勤前教育，為其出國在外的言行劃出紅線。

豐縣「八孩母親」與中國的鄉村發展

新加坡《端傳媒》發表文章《豐縣「八孩母親」的身份謎案，與中國城鄉的想像鴻溝》，作者李海指出，在從雲南西部到江蘇北部的女性人口流轉過程中，可以清晰看到中國內部同時存在的「三個世界」——一線大城市已經進入富足的「第一世界」，他們想像著農村的各種光怪陸離的場面；東部沿海地區和中原地區的小城市和農村是小康的「第二世界」，他們有一定的經濟能力，但無法像大城市人那樣生活；而偏遠地區的農村就是「第三世界」——就像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村落，在2000年代初還因為貧困樂於接受外界人來支付彩禮錢「娶親」。

作者認為，城市居民對這些地方有種種詬病和批判，似乎這些地方野蠻而未開化，充滿了人性之惡。但他們忽略了，無論是徐州的村民還是怒江的山寨，都早就捲入了龐大的貨幣經濟中，他們也嚮往更高水準的生活，也嚮往金錢和物質生活的優越。如今許多人援引一位法律學者的話，揚言如果一個地方過於邪惡，那麼不如毀滅這裡算了。但導致這些惡的，難道不是不均衡的發展和對教育與醫療的不均衡的投入嗎？把拐賣問題當作「黃泛區問題」或者當作「少數民族落後問題」，都拒絕了面對問題的核心：如何讓「黃泛區」真正現代起來？如何讓少數民族享有更平等的機會和發展的權利？

[摘編自其它媒體，不代表德國之聲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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