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香港《端傳媒》發表文章《明哥、阿詩、MLA：香港違禁歌手，和他們的中國粉絲》，作者孫小椒說， 2014年雨傘運動，是一些藝人被初步封殺的導火索。那年6月黃耀明的微博被封，因為他在演唱會大熒幕播放了趙紫陽、崔健、陳冠中等人的名句。2014年雨傘運動，也創作了支持傘運的作品，隨後他們在中國一些城市的巡演被取消。2017年，黃耀明在馬鈴薯、優酷等影音網站的內容被下架；2019年，達明一派的內容被全網下架。隨著2013年中國高層領導人換屆以來，中國的言論管制越發嚴密，香港、台灣甚至中國大陸都有不少藝人疑因政治表態而紛紛登上黑名單，包括歌手黃耀明、陳升、李志、何韻詩，演員黃秋生、葉德嫻，樂隊團體滅火器、Rubberband、C all star，填詞人林夕等。

文章說，一般被封殺的歌手的歌迷群體，大家都會有那種「命運共同體」的感受，都會在群組中相互幫忙解決各類問題，最基本的，例如怎麼聽歌的問題。何韻詩的粉絲阿文說， 「一開始只有一個群，後來被徹底封殺之後，大家都需要一個可以一起追星的地方，於是慢慢從一個群（發展）到現在四個群。」由於害怕遭遇網路暴力甚至舉報，接觸404粉絲社群需要經過重重考驗，戲稱為「政審」。他們一般都會認同作為歌手藝人有責任去為社會發聲，佩服她的勇氣和堅持。

脫貧只是官方數字游戲？

台灣《報導者》發表文章對《低端中國：黨、土地、農民工，與中國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一書作者羅谷（Dexter Roberts）的採訪。文章說，在計劃經濟精神與政治掛帥的文化下，什麼經濟社會目標勢必都會如期完成。羅谷在安徽小崗村的見聞，不出外界預料，脫離貧窮只是官方統計數字的游戲，許多民眾生活並未實質改善。然而，也有報導指出，中共大撒幣在鄉村鋪建基礎設施，廁所、道路、電力，補助改建房舍，確實使部分人民有感，提升對中共政權的支持度。至於民眾爭取權益的抗爭、維權，中共顯然更優先考慮維持社會穩定。在嚴密的「天網」系統、社會信用體系和網格化管理的社會控制機制下，加上疫情以來「健康碼」的廣泛推行，群眾已難以串聯。

文章說，在中共壟斷政權下，豪商富賈與中產階級並未如「現代化理論」推測的爭取政治民主，只想與中共權貴共謀分贓。中國民族主義也是重要的精神驅動力。中共常誇耀「舉國體制」優勢，特別在宣傳抗疫成就和「嫦娥五號」登月等重大科技成就上──只要全國人民眾志成城，即使是科技先進、睥睨群雄的美帝也會像韓戰時被擊退，沒什麼事不能克服。中國能否打破國家失敗的命題，只能留待時間見證。

香港自由的代價越來越大

香港電台《鏗鏘集》編導蔡玉玲因在採訪過程中查車牌被判有罪，成為第一個查冊獲罪的記者。香港《蘋果日報》發表文章《自由，從日用品變奢侈品》，作者李平說，當記者的查冊等採訪行為是基於公眾利益時，不是記者要有特權，而是傳媒在行使監察權、履行監察責任，如果因此被檢控、被定罪，何異於裁定傳媒監察有罪？這堵塞的不是市民私隱暴露的漏洞，而是公眾的知情權。

作者說，更令人心寒的是，今日香港，不只是新聞自由受到侵犯，言論自由、學術自由、集會遊行權、自主的參選權和投票權等都受到侵犯。自由與法治，都是港人引以為傲的核心價值，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支柱。它們滲透在港人的日常生活，讓港人習以為常。但是，自由在香港正從「日用品」變成「奢侈品」，市民為獲得自由，要付出的代價越來越大。

 

[摘編自其它媒體，不代表德國之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