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退休的病毒專家福奇本周回到美國國會,在眾議院調查新冠病毒大流行委員會面前作證。《紐約時報》發表文章《為什麼說新冠病毒可能是從武漢病毒研究所洩漏的》,作者Alina Chan(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布羅德研究所的分子生物學家,也是《病毒:尋找新冠病毒的起源》一書的合著者)認為,儘管大流行的起因一直備受爭議,但越來越多的證據——從通過《訊息自由法》獲取的公共記錄、用線上資料庫進行的數字調查、分析病毒及其傳播的科學論文,以及來自美國政府內部的洩密——表明,大流行發生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病毒從中國武漢的一個研究實驗室洩漏出來了。如果是這樣,那將是科學史上代價最慘重的事故。
Alina Chan在文章中列舉了各方面的證據,其中包括在疫情暴發的前一年,武漢病毒研究所曾與美國的合作夥伴一起提出了製造具有SARS-CoV-2特徵的病毒的建議。2021年,「截擊」網站公佈了一份洩露出來的2018年為一個名叫「化解」(Defuse)的項目提交的資金申請,這份申請書描述了製造與SARS-CoV-2驚人地相似的病毒的方案。化解」項目提出尋找並製造帶有一個獨特性質的刺突蛋白——弗林蛋白酶切割位點的SARS相關冠狀病毒。該特徵增強了SARS CoV 2在人類中的傳染性,使其能夠引發大流行。「化解」項目從未得到美國的資助。不過,福奇在周一的聽證會上解釋說,武漢病毒所開展自己獨立的研究不需要依靠美國的資助。
文章還指出, 一個駭人的細節是,石正麗團隊的科學家在2019年秋季就出現了類似新冠病毒疾病的症狀,這個洩露給《華爾街日報》的細節已得到現任和前任美國政府官員的證實。其中一名科學家的名字在「化解」項目資金申請中是作為病毒工作負責人出現的。該細節中的科學家否認他們曾患病。
與此同時,新冠病毒來自武漢華南海鮮市場某個動物的假說沒有強有力的證據支持。如果說病毒來自野生動物貿易的話,關鍵的證據仍然缺失。
作者認為,據現在所知道的情況,調查人員應該順著最有力的線索,用法庭傳喚來獲得所有武漢病毒所的科學家與國際合作夥伴之間的交流,包括未發表的研究提案、手稿、數據和商業訂單。特別是2018年和2019年(即新冠病毒疾病出現前的關鍵兩年)的交流,很可能具有啟發性(而且不需要得到中國政府的配合就能獲得),但在大流行開始已經四年多後,公眾仍沒有看到這些交流。
美國迄今記錄到100多萬與新冠肺炎有關的死亡病例,成千上萬兒童失去了父母。疫情會結束,但失去親人者可能永難釋懷。
圖片來源: Callaghan O'Hare/Reuters這是14歲的朱利葉斯‧加爾薩(Julius Garza)。他在疫情中失去了養父大衛‧加爾薩(David Garza)。朱利葉斯比弟弟記得更清楚,2015年養母和養父收養他們的那天之前,生活是什麼樣子。他說:「爸爸死亡是迄今為止發生在我身上的最悲傷的事情。我永遠無法釋懷。」
圖片來源: Callaghan O'Hare/Reuters朱利葉斯和他12歲的弟弟艾丹為死於新冠肺炎的養父祈禱。每月30號,全家人都會舉行紀念儀式,共同緬懷大衛‧加爾薩的一生。2020年12月30日,他在德克薩斯州的康弗斯(Converse)死於新冠肺炎。
圖片來源: Callaghan O'Hare/Reuters養母瑪格麗特和養子朱利葉斯緊緊相擁。他的生母拋棄了他們哥兒倆。他們的生父因性侵他們的繼妹而入獄。他們由此進入收養家庭系統。有了這麼多艱難經歷的朱利葉斯,現在盡力試圖面對和消化失去養父的痛苦。
圖片來源: Callaghan O'Hare/Reuters2020年5月,在伊利諾伊州馬特森市(Matteson),13歲的賈斯蒂斯‧麥高恩(Justise McGowan)也因新冠病毒失去了父親史蒂文‧麥高恩(Steven McGowan)。爸爸生日那天,她坐在台階上。新近,美國死於新冠肺炎人數突破100萬。拜登總統在電視講話說:100萬例新冠死亡,100萬張家庭餐桌旁出現一張空椅,每一個都是無法彌補的損失。
圖片來源: Callaghan O'Hare/Reuters賈斯蒂斯的頭靠在母親桑德拉肩膀上。丈夫史蒂文去世後,桑德拉‧麥高恩-瓦茨(Sandra McGowan-Watts)試圖盡可能保持女兒賈斯蒂斯的生活習慣。去夏,修剪花園灌木的時間到了,賈斯蒂斯找到了父親的綠籬修剪機,立刻開始了工作。桑德拉說,「她做了他會做的事情」。
圖片來源: Callaghan O'Hare/Reuters賈斯蒂斯從烤箱裡取出一盤烤好的餅乾,回憶起她和爸爸曾有的傳統。許多兒童的生活一夜之間劇變,不得不面對情感上的挑戰。
圖片來源: Callaghan O'Hare/Reuters各級政府的計劃中都未包含對像朱利葉斯和艾丹兄弟這樣因新冠大流行瘟疫而至少失去一個主要照顧人的美國兒童做登記。研究人員估計,相關兒童超過21.3萬。
圖片來源: Callaghan O'Hare/Reuters艾丹常用現在時態提到爸爸,彷彿大衛仍坐在客廳對面他最喜歡的那把扶椅上,叫這個12歲的孩子過來看《星際大戰》系列。艾丹說:「他這麼開心。每回擁抱他時,我都會覺得自己就像在觸摸一朵雲。
圖片來源: Callaghan O'Hare/Reuters艾丹、朱利葉斯和瑪格麗特對著他們稱為「那個容器」的大衛的骨灰盒祈禱。失去他們的爸爸後,瑪格麗特確保養子們得到心理咨詢。即使疫情終會終結,像她這樣的家庭仍會受到的深刻而持久的影響。她說,「我們的『常態』會和他人的不同,因為,我們失去了一個親人」。
圖片來源: Callaghan O'Hare/Reuters 為什麼中共對六四紀念鎮壓愈加強硬?
英國《衛報》發表文章討論中國對六四紀念活動的打壓及其對安全的偏執追求,作者林慕蓮(Louisa Lim,墨爾本大學新聞學副教授,《遺忘人民共和國:重訪天安門》一書的作者)指出,六四鎮壓三十五年過去了,然而北京似乎比以往更加堅定地鎮壓各類紀念活動——即使是遠在中國境外的小規模活動,也通過威脅他們在國內的家人都方法來干預。這種鎮壓看似非理性:其目標並非一定是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他們的行為影響範圍有限,而鎮壓行為則涉及到了遠離中國的其他國家的基本自由。然而,這卻體現了習近平時代中國的巨大變化。他正在將中國變成一個「國安至上」的國家,「國安」是壓倒一切的首要任務,甚至滲透到個人層面。
文章說,此前中共的合法性一直依賴於快速的經濟增長和生活水準的提高。但隨著經濟增長放緩,它需要另一個凝聚點,故而繼續發掘和利用一個世紀前屈辱的民族主義創傷。為此,當局不惜進一步傷害經濟。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為國家安全所犧牲,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六四流血事件過去三十多年後,中國當局仍然試圖抹殺一切有關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記憶。但是,美聯社攝影師威德內爾(Jeff Widener) 等記者還是成功地留下了一些歷史畫面。
圖片來源: Jeff Widener/AP天安門晨曦下,抗議者用塑料泡沫和石膏材質在金屬支架上樹立起一座高約10米的民主女神像,女神所處位置正對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像。在6月4日清晨,士兵動用坦克和武裝車輛推倒了這座塑像。
圖片來源: Jeff Widener/AP在中國政府六四鎮壓之前,局勢已經趨於緊張,但市民們經常會向士兵和警察送東西。有時候,入城部隊會與示威者一起高唱愛國歌曲。圖中這位女警在天安門廣場上引吭高歌,而幾天之後,軍隊進駐,民主運動遭到武力鎮壓。
圖片來源: Jeff Widener/AP1989年6月3日,六四鎮壓一天之前,人民大會堂附近,一位婦女被夾在了民主派示威者和軍隊中間。當天午夜,第38軍向手無寸鐵的民眾開火,最終奪取了被示威者佔領數周的天安門廣場。
圖片來源: Jeff Widener/AP鎮壓之前一天,數千名示威者圍繞在一輛公共汽車周圍,一張擺在車頂的桌子上擺放著繳獲的武器。在政府宣佈戒嚴之後,士兵和示威民眾之間曾一度關係微妙。示威者有時向士兵送上禮物慰問,而部隊也曾暫時退卻。
圖片來源: Jeff Widener/AP6月3日深夜,一輛裝甲運兵車剛剛沖破了示威者搭建的路障,便在人民大會黨門前被示威者團團圍住。與此同時,不遠處的戒嚴部隊士兵正在準備對示威者開火。
圖片來源: Jeff Widener/AP6月3日晚間,示威者在天安門長安街上點火焚燒一輛裝甲運兵車。這是攝影師威德內爾(Jeff Widener)當晚拍攝的最後一幅照片,此後不久他便被示威者擲出的磚頭意外擊中。雖然遭受劇烈腦震蕩,但由於手中相機的外殼抵消了大部分衝擊力,威德內爾逃過一劫,沒有生命危險。
圖片來源: Jeff Widener/AP6月4日,學生領導的民主運動遭血腥鎮壓之後第一天,一輛裝載著士兵的卡車在北京賓館門前的長安街上巡邏。當天,一輛類似卡車上的士兵向北京賓館大堂內站立的旅遊者開槍。
圖片來源: Jeff Widener/AP6月4日,一個拿著購物袋的孤身男子站在長安街的正中間,試圖阻擋坦克編隊的去路。二十五年之後,此人的最終命運依然不為人所知。這一場景成為了天安門民主運動最具象徵意義的圖像之一。
圖片來源: Jeff Widener/AP6月5日,一群民眾在長安街上展示一張據稱攝於當地一處太平間的圖片,畫面上的死者據稱都是38軍士兵在搶佔天安門廣場過程中槍殺的示威者。死者身上巨大的創口顯示士兵動用了達姆彈。國際特赦組織組織認為,至少300名平民被殺。
圖片來源: Jeff Widener/AP軍隊鎮壓民主運動後,兩位婦女正在打掃廣場,她們身後是一輛已經被燒毀的公共汽車。抗議運動中多輛汽車和軍車被燒毀,一些士兵因此身亡或受傷。
圖片來源: Jeff Widener/AP1989年5月下旬,美聯社攝影記者威德內爾(左)和華人攝影師劉香成在紫禁城前留影紀念。當時可能他們都沒有想到,幾天之後中國政府便動用武力鎮壓了天安門民主運動。
圖片來源: Jeff Widener/AP 習近平面對中國經濟的「四個不」
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發表文章《為什麼習近平不救中國經濟》,作者甘迺迪(Scott Kennedy,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高級顧問)總結了四種「中國當局不救經濟」的原因,稱之為「四個不」(The Four Nos):「不知道」、「沒辦法」、「無所謂」和「不同意外界的評價,我說的對」。
「不知道」是指下級官員不願意把中國經濟的問題反應給習近平。文章引用一位消息人士的話,稱「聽說中南海的基層官員已要求外部研究人員只提交正面報告」。原因在於,「幹部們……擔心他會責怪傳遞消息的人」。
就習近平和其他的團隊知道的部分,作者將施政不利的原因歸結為該團隊素質地下、能力不足,將其稱為「替補隊員」(B team)。作者引用多位知情人士消息透露,實際上「領導層就如何解決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辯論」,然而並沒有找到任何方法。
作者認為,根源在於中國領導人覺得經濟問題「無所謂」, 「習近平的首要任務是加強中共的權力壟斷和他個人的政治主導地位。儘管媒體報導他視察工廠並就各種經濟挑戰舉行討論會,但他自己的日常工作可能主要是處理安全和政治問題,包括人事決定,而不是經濟。」
文章還指出,習近平並不同意外界對於中國經濟的批評,並且自信地認為自己的政策和道路才是正確的。中國領導層可能覺得「於失去了獲得西方技術、市場和資金的可靠渠道,中國別無選擇,只能自力更生。 「中國領導人可以用一些證據證明他們的計劃正在奏效——在電動汽車和電池領域的主導地位、世界最長的高鐵系統……北斗衛星系統等等」。因此,投資從房地產轉向先進製造業,而這些技術既可以促進增長,又可以加強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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