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新加坡"端傳媒"發表文章《從"祖國母親"到"中國爸爸"：國家主義的形象，是如何在家庭隱喻中演變的？》，作者Clyde Yicheng Wang和Zifeng Chen討論了中國民族主義話語中的性別想像。

文章指出，近年來，民族主義裡對國家和政權的"男性化"想像開始增多。此前在90年代流行的"國恥"敘事，強調"祖國母親"柔弱、受到欺凌的慘狀。但這種敘事的問題在於，它激發民族主義者男性化的保護欲，而使得本應作為"祖國母親"保護者的政權顯示出它的無能。因此，在習近平強調中國"強起來"之後，一種對國家的男性化想像應運而生。而這種想像以中國經濟發展後的中產生活為最主要的背景板，將國家塑造為擁有經濟權力而可以"為所欲為"的大佬，將民族主義民眾則建構為沉浸於消費主義的傻白甜。

作者認為，這並不意味著一種從"祖國母親"到"祖國爸爸"的線性演變，也不意味著"祖國爸爸"就一定成為了對國家主流的認同方式。受難母親的形象仍然廣泛流通於民族主義話語中，而"祖國爸爸"的形象也絕非沒有爭議和反彈。這兩種比喻需要在不同的層面上運行。"祖國母親"是沒有主體，也沒有實體的想像，其苦難並不依賴於民眾的切身遭遇，而是一種抽象的"共同體"的苦難。而"祖國爸爸"對應有實體的政權，它像征著警察、軍隊、外交部、政治局、乃至習近平本人。

中美衝突無法找到解決方案？

《紐約時報》發表文章《對於美國來說，中國到底有多危險？》，作者Spencer Bokat-Lindell列舉了人們對中國的擔憂，包括對美國官員來說，除了其規模之外，中國之所以成為一種獨特的威脅，在於它的軍事現代化，以及用美國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的話來說，中國"為適應其威權偏好而重塑印太地區和國際體系改採取的日益高壓的行動"。

此外，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還通過貿易、被指稱的智慧財產權盜竊和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施加影響，批評人士稱後者是一種新形式的殖民主義。文章引述《紐約時報》作者洛佩斯的話說，隨著中國市場力量的增長，"美國的機構和企業越來越沉默，以避免激怒中國政府"。

作者認為，無論如何平息氣球事件，這都凸顯了美中關係已經變得多麼緊張，下一場爭端有多麼容易演變成衝突。它還揭示了兩個大國現在的溝通有多麼欠缺。如果這種冷淡的氣氛持續下去，"當關乎世界命運的時刻到來時，一場新的古巴導彈危機並不是不可想像的，"正如邁克爾‧舒曼在《大西洋》上寫道。"然後這兩個對手可能會發現他們避免災難所需的溝通渠道不起作用，他們的敵對態度太根深蒂固，無法找到解決方案。"

在中國土地上追思六四亡靈

台灣"上報"發表文章《遲早一天，在中國土地舉辦追思會慰勵六四亡靈》，作者殷惠敏說：我能理解，經過三十多年的新聞封鎖，在今日大陸，北京屠城的歷史早已淹沒，年輕一代的中國人對天安門真相已懵然無知。然而真相就會這樣一筆勾銷嗎？從台灣在蔣家父子的獨裁消逝後，百無禁忌的歷史研究蓬勃進展，不論是二二八事件或戒嚴時期大大小小的特務凌虐和政治迫害案件，在研究者的照妖鏡下，一一現出原形。這就足可證明青史是不會成灰，也不可能成灰的。

作者想到香港領導歷史悠久的"支聯會"──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的大律師鄒幸彤，稱讚她不畏強權，在法庭上慷慨陳詞抗辯，"她確實是女中豪傑，台灣老政治犯楊逵筆下的'壓不扁的玫瑰'"。

文章說，不知何年何日，或許會有這麼一天，我們也能在中國大陸的土地上舉辦追思會或歷史圖片展，以慰勵年那些冤死的亡靈。讓我們有機會懷著虔敬的心情，悼念六四那些無辜罹難的青年，以及被政權迫害致死的眾多善良人民。"時日也許還很遙遠，但我相信這一天遲早會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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