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台灣「上報」發表文章《處理秦剛方寸大亂，中共外交逼入窮巷》，作者顏純鉤認為，秦剛犯的一定是嚴重政治錯誤，否則不必搞到生死不明的地步。既然是嚴重政治問題，一定早就掌握充份證據，不會把人抓起來才慢慢審，讓整個外交部大亂，變成國際笑話，使自己處於被動尷尬的地位，這都是常識。習近平缺乏危機處理的基本智慧，又沒有預判形勢的先見之明，只好硬著頭皮拖下去。但再怎麼拖，總有一天要面對，晚解決不如早解決，這是基本常識，可惜習近平連這也沒搞清楚。
文章說，秦剛問題無解，習近平卻忙於見季辛吉和杜特蒂两個過氣政客，真是捨本逐末不可理喻。秦剛日後絕無機會再回外交部，既然遲早都要解職，乾脆宣佈秦剛離職接受調查，同時委任一個代理外交部長，事情就塵埃落定，各人去做事，外界也沒什麼好圍觀了。至於秦剛的個人命運，還會有人關心嗎？如此簡單的危機處理，卻要活生生演成一場國際外交災難，這也只有習近平才做得到。
作者指出，秦剛一代寵臣，莫名失蹤，更將大大打擊中共高級幹部的士氣，人人自危，豈有心思認真打拚？外交上倒行逆施，搞到裡外不是人，誰又會認同習近平的領導才能？
習近平領導的中國傲慢卻又脆弱？
《紐約時報》發表文章《為何他們認為中美難免一戰》，作者Carlos Lozada說，美國與中國的全方位競爭最近已催生了一大堆關於爆發武裝衝突可能性的書，其中還有大量如何先發制人的建議。如果說「誰丟掉了中國？」是冷戰初期美國憂心忡忡的問題，那麼「誰輸給了中國？」有可能成為它的當代變體。華盛頓和北京已打了五十年的交道，其間既有美國的單極耀武揚威，也有中國崛起為經濟超級大國，許多此類書籍都聲稱，這個時期已經結束，兩國現在正走上可能導致戰爭的「碰撞路線」，儘管它們給出的理由各種各樣，有時甚至相互矛盾。
美國企業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哈爾‧布蘭茲和邁克爾‧貝克利2022年出版了《危險地帶》(Danger Zone)，這本書的開篇背景就是中國在2025年初出人意料地入侵了台灣。文章介紹研究者布蘭茲和貝克利的觀點時說，他們相對不那麼固著於習近平身上。他們認為中國的修正主義計劃早在這位中國最新領導人出現前就已經存在。他們寫道：「美國面臨的是中國問題，而不是習近平問題。」但他們可能會認可記者王春翰的報導。文章引述《華爾街日報》記者王春翰寫道，通過將如此多的權力和控制集中在自己身上，並利用恐懼進行統治，習近平「可能已成為他建立中國超級大國的過程中最薄弱的一環」。國家官僚機構由於害怕讓習近平失望而變得裹足不前，任何潛在的繼任者都很難領導這個全靠某個個人來注入活力的政黨。「習近平領導的中國傲慢卻又脆弱，大膽但不安全，」王春翰總結道。「它是一個急於成為超級大國的國家，渴望征服世界，同時又憂心於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2023年3月10日習近平第3次宣誓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0年前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之後，習近平對內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對外推行強硬外交、宣傳東升西降，聯俄抗美。一起回顧習近平執政這10年為中國帶來何種轉變。
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AP/D. De La Rey2023年3月10日，中國第14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3次全體會議上，2952名與會代表投票表決，一致支持69歲的習近平續任國家主席及中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宣佈當選之際，現場響起如雷掌聲。由此，習近平打破鄧小平之後中共領導人執政兩屆共10年的慣例，開始其第3個任期。
2013年，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提出要「堅定不移懲治腐敗、從嚴治黨」，並且喊出「老虎、蒼蠅一起打」的口號，隨後中共展開了一系列黨內整治運動。 2014年，前中共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成為因腐敗被捕的最高級別官員，被開除黨籍、公職，判處無期徒刑，打破了自鄧小平時代以來「刑不上常委」的潛規則。中國官方透露，從2012年12月到2021年5月，中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審查省部級以上領導幹部392人、廳局級幹部2.2萬人、縣處級幹部17萬餘人、鄉科級幹部61.6萬人；查處人數共計408萬9000人。反腐運動除了打擊腐敗官員之外，也是習近平鏟除政治異己的手段。
2017年10月的中共19大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被寫入黨章。普遍認為，習近平在此時鞏固了在黨內的核心領導地位。隔年2018年第十三屆人大一次會議正式批准修憲案，取消了鄧小平時期定下的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為習近平在二十大後繼續連任鋪平了道路。 2021年公佈的《中共第三份歷史決議》再度加深了對於習近平的個人崇拜，《決議》寫道：「黨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
習近平在2012年出任最高領導人時曾宣佈，消除貧困是他的首要施政目標。 2021年2月，他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努力，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然而，世界銀行對於「極度貧困」的標準是每人每天生活支出低於1.9美元，中國的標準略低於世界銀行，約為每天1.7美元。經濟學家胡星斗曾表示，如果按照聯合國或世界銀行標準來衡量，中國還有好幾億貧困人口。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曾在2020年表示，僅管中國人均年收入是3萬元人民幣，「但是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
儘管宣佈脫貧成功，中國貧富差距的鴻溝卻越來越大。為了調節此現象，2021年8月習近平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提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徵。該次會議強調要合理調節過高收入，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會議中也提到「三次分配」的規劃，即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鼓勵富人捐贈，讓資金流向相對貧困人群而實現社會收入轉移。此後，多傢俬企成為中國政府打擊的目標，私企大佬如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京東創辦人劉強東等人紛紛宣佈退居幕後，避免惹禍上身。
近幾年，中國政府開始採取對資本敵視和打壓。在習近平「房住不炒」的口號下，北京開始採取實質性措施抑制房地產市場的畸形擴張。 2021年推出對房地產企業實施限制融資的「三條紅線」，要求房企壓縮負債，這導致以恆大為代表的一批地產開發商陷入巨大的債務危機，也使以往熱絡的房地產投資市場明顯降溫。 2021年7月，中國政府推出「雙減」政策整頓教培行業：嚴禁教培機構資本化運作，規定現有學科類培訓機構統一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被視為宣告教培行業的「死刑」。教培領軍企業新東方和好未來的股價，分別暴跌超過80%和90%。
2019年末，新冠疫情首先在武漢悄悄擴散，當局在疫情初期試圖隱瞞消息。武漢市中心醫院醫生李文亮曾在私人微信透露可能是SARS病毒，並且質疑當局「沒有人傳人」的說法。他隨後遭到上級約談、被央視新聞報導成「傳播謠言」，卻在一個月後死於新冠肺炎。如今，在全球疫情肆虐兩年多後，大部分國家逐漸恢復正常生活，但習近平仍強調，中國防疫將繼續堅持「動態清零」。中國一再出現大中城市全城被「靜態管理」，動輒數千萬居民處在被封鎖的狀態，經濟發展也嚴重受到防疫政策影響，2022年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長僅0.4%，創下兩年來的新低。
2016年，香港銅鑼灣書店5名書店股東及員工突然失蹤，其中書店經營者李波事後證明在香港被抓，引起輿論對於「內地執法人員跨境抓人」的不滿。三年後，香港2019年爆發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民眾發起的示威遊行遭到香港政府鎮壓。一年之後，中國人大2020年表決通過了《香港國安法》，批評政府的人士將有可能被冠上「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多間香港新聞媒體遭到警方調查或主動宣佈停止運作。習近平今年會晤新任香港特首李家超時表示，今年適逢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 「儘管經歷了許多風雨挑戰，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事實上，在批評者眼中，「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等自治方針如今只剩下口號。
中國政府長期以來稱，須以嚴厲手段打擊新疆的「分離主義、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勢力」。習近平2014年訪問新疆就曾說過：「對暴力恐怖活動，必須保持嚴打高壓態勢，先發制敵，露頭就打。」自2017年起，新疆大規模設立「再教育營」，拘押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德國獨立學者鄭國恩（Andrian Zenz）的研究首先披露了這一現象，後來國際媒體的報導逐漸揭示有關營內強制勞動、虐待、洗腦等侵犯人權的做法。中國至今仍否認新疆再教育營存在，稱這些機構為杜絕極端主義、為維吾爾人提供就業技能的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 2022年8月，聯合國人權高專辦公室發布了報告，稱中國在新疆對維吾爾人及其他少數民族實施酷刑的指控是可信的，並提到中國可能犯下反人類罪。
中國政府於2013年開始倡議並主導被稱為「一帶一路」的跨國經濟帶，其範圍涵蓋了歷史上的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這也是習近平所提出的「大國外交」的一部分 ── 將自身明確定位為世界上具有影響力的大國，與開發中國家發展經濟合作夥伴關係。中國政府稱一帶一路倡議「旨在加強區域互聯互通，擁抱更美好的未來」，至2021年為止，已對163個國家總計投資8430億美元。但近年來此倡議卻遭到不少批評，一些西方國家稱之為「債務陷阱外交」，例如斯里蘭卡和蒙特內哥羅便因為積欠中國高額貸款，而陷入債務危機。中國政府慷慨援助外國、免去窮國債務，則被一些人戲稱為「大撒幣」。此外，輸出中國工人到海外大量興建基礎建設，也引起生態和人權等相關爭議。
2018年，時任美国总统川普宣佈對中國進口商品徵收大規模關稅，其理由是中國竊取美國智慧財產權。接下來幾個月，美國和中國互相對從對方國家進口的商品徵收高額關稅，中美貿易戰開打。習近平當時曾稱，中國希望與美國達成貿易協定，但中國不怕打貿易戰，如有必要中國會「反擊」。 2020年1月，中美代表在華盛頓簽署第一階段經貿協議，中國除了承諾將在未來兩年擴大進口美國商品外，也承諾將進行一系列實質性改革。美國方面則除了少部份關稅有所降低，大部份維持不變。拜登上任後繼續延長對華加徵關稅。今年8月，拜登簽署《晶片法案》策進美國半導體產業發展。9月，美國政府宣佈禁止晶片公司英偉達和AMD出口高階AI晶片至中國。美國商務部表示正在審查其他有關中國的政策和做法，「防止先進技術落入壞人之手」。
習近平多次公開表示：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和外部勢力干涉，絕不為任何形式的「台獨」勢力留下任何空間。 2019年，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表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願意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 2022年8月，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後，中國解放軍在包圍台灣的六個海域空域展開軍事演訓行動，並組織實彈射擊。解放軍還宣佈，往後將常態組織台海方向戰備警巡。
2019年，中俄關係提升為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自烏俄戰爭以來，中國至今一直拒絕譴責俄羅斯，而直指美國和北約挑起衝突。如今各國對俄羅斯實施抵制，中國反而漁翁得利，從俄羅斯購買了大量低價石油。在今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幾周前，習近平在北京接待了普丁，期間雙方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反對北約東擴，還稱「兩國友誼沒有界限，沒有合作的『禁區』。9月14日至16日，習近平在新冠疫情之後首度邁出國門，飛往中亞出席上合組織峰會，當然也和普丁會了面。
中國和印度相互接壤，自1962年印中邊界戰爭以來，印度便對中國長期有著不信任感。但在習近平掌權之後，中印將 2014年定為「中印友好交流年」併發表《關於構建更加緊密的發展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接下來連續數年，習近平每年都和印度總理莫迪進行至少一次會面。 不過，2020年中印兩國部隊數度在兩國邊界附近的加勒萬河谷發生衝突，造成雙方人員傷亡，後續在兩國官員進行數輪會談之後，事件才逐漸平息。期間，印度政府宣佈禁止民眾使用中國手机應用程式、印度全國貿易商總會呼籲全國抵制中國貨。近兩年，中印雙方關係仍因邊界糾紛而處於谷底。儘管習近平和莫迪皆出席了本月的上合組織峰會，但雙方並未如外界預期一般在峰會期間進行會晤。
梅克爾任德國總理期間，德中經濟交流大幅增加。 2021年梅克爾卸任德國總理前，中國官媒称梅克爾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與此同時，中國同其他歐洲國家互動也非常熱絡：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歐之間大幅提升鐵路貨運量；中國企業在歐盟國家投資基礎建設工程、收購經營不善的公司。此種友好局面近年逐漸產生變化，2019年歐盟宣佈將中國稱為「制度性競爭對手」。 2020年，中歐完成投資協定談判，但由於中國的人權爭議而被歐洲議會無限期凍結。 2021年，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指出：「歐中之間存在根本分歧，無論是在經濟制度與應對全球化上，民主與人權上，還是在與第三國打交道上。」該文件也強調，習近平「轉向獨裁」引發歐盟嚴重關切。歐盟在今年中歐峰會之際對中國喊話：「希望中國即使不支持我們（對俄羅斯）的制裁行動，也至少別對其加以破壞。」不過，習近平仍高調展現和普丁的友好關係。
2015年，菲律賓向中駐菲使館提出外交抗議，要求北京停止在距離菲律賓僅有135公里的填海造陸活動。華盛頓智庫公佈的圖像顯示了中國自2014年以來在南沙群島的填海造陸進展，其中包含建設可供轟炸機起降的跑道、人造新島等。接下來幾年，中方繼續進行擴建工程。中國官媒《人民日報》2017年底刊文稱「南海島礁的面貌煥然一新」。同年度的一份智庫報告指出，中國在南海島礁上又興建了飛機庫，地下倉庫，導彈發射井和雷達等設施。 今年3月，美軍印太司令阿奎利諾表示，中國至少有3座南海人造島礁已完全軍事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對此回應，中方「在本國領土上部署必要的國土防禦設施，是主權國家的當然權利」。然而，2015年習近平與前美國總統歐巴馬會談時曾稱，中國在南沙群島工程，「不是以他國為目標或給他國造成影響的活動」，中國「沒有追求軍事化的意圖」。如今中國官方宣佈完成南海島礁軍事化，與過去習近平之言背道而馳。
與過去幾十年素來溫和的中國外交官們相比，自從川普出任美國總統，中美貿易戰開始之後，中國外交官在國際間的作風漸漸轉為強硬的「戰狼式外交」。 「戰狼」一詞來源於2015年中國的一部同名電影，劇中一些台詞如「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成功點燃了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路透社2020年的一篇報導稱，有中國外交官證實習近平曾指示，面對中美關係惡化等國際挑戰，外交官們必須立場強硬地展現「鬥爭精神」。有學者認為，與其說是借戰狼姿態維護國家尊嚴，不如說是想表演給國民看，展示中國不好欺負的形象。政治評論員鄧聿文指出，以前中國總被罵軟弱外交，故如今外交官們的「戰狼外交」深受民眾歡迎。國家的外交迎合國民喜好，使激化的民族主義情緒更加膨脹，卻在國際間引起其他國家反感。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公民實驗室2020年公佈的研究顯示，社交平台微信在新冠疫情開始初期屏蔽了大量敏感詞，內容廣泛，包括中國政府防疫措施、港澳台防疫工作、李文亮事件等。當中192組敏感詞涉及中央領導層，其中87%與習近平有關，包括「習近平到武漢」、「習近平+疫情蔓延」等。該報告指出，中國領導人在疫情初期強調「牢牢掌握新聞輿論的領導權」，一方面是為了減低公眾恐慌，另一方面是避免領導人尷尬，維持中央政府的威信。
2022年6月，《紐約時報》公佈的調查報告稱，中國政府正透過手機和監控取得公民個資以穩固政權。中國也連續數年蟬聯監控攝影頭密度最高的國家，全球近10億個監控攝影頭中，有一半以上在中國。這些監控網和自2014年以來推動的「社會信用體系」緊密相連，以規範公共行為、懲罰「失信者」。習近平曾多次強調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重要性，表示要構建「一處失信、處處受限」的信用懲戒大格局。儘管看似布下了涵蓋各個角落的安全網，社會事件仍時有所聞，今年發生的豐縣鐵鏈女事件和唐山燒烤店打人事件引起大眾關注，這也暴露了社會弊端不是僅靠監控和社會信用體系就能根治的。
海外港人正在經歷「社會性死亡」？
總部位於華盛頓的網路媒體「歪腦」發表文章《自述：四年過去了，「元朗黑夜」還重要嗎？》，作者Galileo說，即使在海外的人有著強大的能動性，能夠不斷舉辦遊行及抗爭，但卻無法直視留在香港的人所經歷的掙扎與嘗試。最極端者，甚至會批評留港者是愚蠢的，網上論壇連登甚至發展了一個新的詞匯：「留港撚」。在這個視角下，縱然在海外的人一直稱自己記掛牆內的朋友，但他們缺失的，是一個與自己構成連結的方式：他們無法直面，原來自己某程度上是無力的，生活仍然是要過的；而過生活，或多或少會削減自己與香港的連結，增加與海外土壤的扣連。牆內的朋友基於溝通的難處，他們的聲音、意見、理念很大機會只能單向地被牆外人解讀，難以即時反駁或討論。
文章說，時空的差距慢慢形成了一種奇異的距離：牆外的人將記憶詮釋的權力奪走，牆內者被貶成史碧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筆下那個難以言說自己、失去主體性的屬下階層（subalternate），也許這即是所謂的「社會性死亡」。皆因其存在面向被異化（alienated），亦被強加成一個無法自主離開香港的人，變成一種被凝視的他者。不斷強調自己記得，同時又異化仍然留守香港的人，往往只是重複地強調仇恨，卻是無法更進一步走下去，建構一個成熟的離散群體（diasporic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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