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總部位於新加坡的「端傳媒」發表文章《瓊瑤離世：和宮斗劇時代相比，到底誰保守？》。作者賈選凝指出，當我們討論瓊瑤這種締造過時代意義的人物時，很難從單一維度加以評價，她集回憶的濾鏡與時代的侷限於一身，她的存在本身就是我們重新理解那個時代的一種路徑。

作者指出，瓊瑤對愛情的態度，就和她遺書裡傳達的態度一樣：奮力燃燒、不枉此生。對比一下如今「女頻」（女生頻道）的很多言情文，瓊瑤小說並沒那麼糟糕。她筆下女性對「被男性深愛和寵溺」的幻想，和後來「霸總文學」的瑪麗蘇幻想之差別在於，瓊瑤女主角也會傾慕有權力和資本的男性，但她們相信的是：靠「愛」可以安身立命，所以不會在兩性關係裡自我物化。

文章說，在90年代的大陸熒屏上，《煙鎖重樓》對守節的反抗和《鬼丈夫》裡女性的蛻變，都具有足夠震撼人心的位置。我們再對比一下瓊瑤年代的清宮言情和後來興起的宮斗言情，《梅花烙》是批判封建皇權壓迫、重男輕女和包辦婚姻——但後來大家的討論焦點只有女主是不是小三。《還珠格格》的反叛性，在於庶民格格可以肆意「胡鬧」、顛覆皇家秩序，愛得轟轟烈烈高於一切。而很多年後，年輕世代耳濡目染的，是甄嬛放棄愛情，才終於在權力天梯上攀爬到頂峰。究竟哪種敘事更保守呢？

「白紙運動」與中國人身份掙扎的羞恥感

「白紙運動」兩周年之際，時事節目「不明白播客」主持人袁莉採訪了運動的四位參與者李穎（X平台帳號「李老師不是你老師」）、夏巢川、阿嵐和李羽美。

當時在上海參加抗議活動的夏巢川談到出國之後有一個很深的感受：身邊真的很多很多人，大家會主動的遠離中國議題。因為今年一年聽到最多的一個詞，可能就是「太沉重了」。她說，「我就說如果你們都覺得太沉重了，那些在國內已經在監獄裡面生不如死的人，或者在集中營裡面的人，他們的生活是否要比這個再沉重上千倍呢？」

她後來意識到，這裡面其實是一種創傷。人對創傷時一種反應就是會把痛苦隔絕開。「我們心裡面其實還沒有做到發自內心地去關心另一個人，我們之間好像是被那個共產黨，被那個他者隔開了，真的很遠很遠。所以我就覺得我們內心的距離要再去靠近一點，再去看到彼此的傷痛」。

旅居東京的李羽美表示，每一個出國的人都會面對作為中國人的身份認同的掙扎。「我覺得背負這種特殊感，有時候會有一種羞恥感。比如你在社會運動當中，別人可以堂堂正正的站出來用實名，然後你就要躲躲藏藏，就像一個小偷一樣，是見不得人的，這種感覺也非常的羞恥」。她說，「我現在又覺得這個特殊的身份背景，其實也帶給我們一些其他從小生活在民主國家，活得很幸福那些人所感受不到的一些連接感」。

「李老師「表示，白紙運動本身是一個偶發事件，但它又是必然發生的。這種必然發生的偶發事件，它之後會不會發生呢？它是一定會發生的，只是我們不知道它是以什麼樣的形式，它是以什麼樣的規模，什麼樣的群體來主導去發生這件事情。

「想像一個沒有共產黨的中國」

2024年3月，日本明治大學舉辦了「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挑戰與日本的角色」國際研討會。總部位於美國的《中國民主季刊》最近發表了會議紀要《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挑戰》。

政治學教授黎安友談到中國人對中共政權的支持率時，有與會者認為，基於恐懼與基於權威壓力的服從，不能等同於支持，就像米爾格拉姆的服從實驗 (Milgram experiment) 所表現的那樣。而且，基於績效的合法性也完全不能代替真正的合法性來源，也就是說，現代政治的唯一有意義的合法性，應該來源於自由的民主選舉。此外，在沒有言論自由的環境裡，對政府的支持率的統計數據十分可疑。

政治學者吳國光在演講中認為，我們不能忽視中國經濟仍然具有一定的實力和活力，也不能低估共產黨維持統治的政治實力和決心，但是我們必須想像一個沒有共產黨的中國。知識界和政界討論中國問題時，總是假設「中共政權不會倒台」，而這一根本迷思應該被打破。習近平執政以來，所謂「中國模式」似乎已經瓦解。中國經濟增長出現明顯的頹勢，普通民眾的生活水準收到影響，原本有限的日常生活自由現在變得更加受限。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持續惡化，貿易、科技、意識形態等方面受到圍堵，越來越多的人們對中國的現狀不再滿意。嚴肅的國際社會不去想像、也不敢想像一個沒有共產黨的中國，然而，維持中共一黨專政不僅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更多的問題，也給世界的自由與秩序帶來了嚴峻的挑戰，很可能在未來成為一場巨大的災難。 

與會者認為，國際格局近年來已經發生深刻變化，舊有的思考中國的假設、對華政策都在進行重新評估或者已經被推翻，「想像一個沒有共產黨的中國」是一個具有實踐意義的、值得深入討論的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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