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發表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副院長及經濟學教授黃亞生文章，批評了金刻羽新書《新中國策略：超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The New China Playbook: Beyond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中的論點。金刻羽是中國財政部前副部長金立群之女，現任倫敦政治經濟大學教授，經常在西方各種論壇鼓吹「中國政治體制優越性」。

文章說，雖然金刻羽在書中說中國模式仍在「試錯」，但整體基調卻錯誤地偏向於稱頌。在她的筆下，中國獨特的政治經濟體系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這與中國當前的現實嚴重脫節：經濟下滑、股市低迷、大量資本外逃。黃亞生說，事實上，中國今天的許多問題都是金刻羽不遺餘力鼓吹的「中國模式」的直接後果。

金刻羽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如此驚人，以至於我們需要發明一種全新的範式來理解它。她認為，中國的制度得益於儒家思想的傳承、政府駕馭權力和掌控金融的獨特能力。黃亞生指出，中國上千年來一直擁有龐大的政府權力和儒家思想，1949年後又實行了國有制，但直到1978年後才開始快速發展，原因在於中國政府引入了市場改革，鼓勵創業，並引入外資，開放對外貿易，與其他東亞經濟體的成功（如二戰後的日本、韓國和台灣）並沒有什麼不同。

金刻羽將中國的經濟增長歸功於她所謂的「市長經濟」。黃亞生說，對於一名「學院派經濟學者」來說，這種說法令人震驚。它與現有經濟學文獻中的大量證據直接矛盾，這些證據表明，中國的金融體系有利於國有企業，犧牲了私營企業的利益，而國有企業的生產力低於私營企業。正是「市長經濟」錯配了資本。

黃亞生還指出，「中國模式」另一個巨大的成本，犧牲了中國農村的教育和醫療。根據中國教育部的數據，2000年至2005年間，中國文盲人數增加了3000多萬。

金刻羽承認，美國的出口管制減少了流向中國的技術，但她相信中國政府可以通過大力投資技術取得成功，正如毛澤東時代「兩彈一星」計劃。黃亞生指出，正是中國模式的「兩彈一星」導致經濟停滯不前，千百萬農民餓死。

百度戒色吧與民族主義

百度戒色吧——一個擁有六百萬會員的線上社區，創建於2010年10月25日——是中國男性體驗並進行性禁慾的一個現象。戒色吧致力於宣揚性禁慾的好處，成員們試圖通過性禁慾實現從「屌絲」轉變為既顏值可嘉又事業成功的男士。總部位於新加坡的「端傳媒」發表文章《「手淫有害，國家有難」：百度戒色吧與男性氣質的塑造》，作者劉翀（利茲大學社會學與社會政策學院博士研究生）和黃奇琦（澳門大學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博士後研究員）指出，考察這種性禁慾現象，需要注意一種文化背景：後社會主義中國對男性氣質的理解正在轉變，特別是當「花美男」和「中性男性」在影視文化中變得流行的時候，國家提出了所謂的「男孩危機」。

文章說，在戒色吧中，性禁慾與成為「理想」的男人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許多「成功」的和「模範」的帖子收到了大量的「點贊」，並被反復傳播。例如：「我做到了！我已經保持性禁慾一年了！我認為我的身體狀況有所改善……我不再失眠和頭痛……我的鼻炎也好多了。「」只因為我保持了性禁慾，我去了一所一本大學！」更重要的是，抵制淫邪的論述及其與「中國傳統文化」（在百度戒色吧中往往作為一個總稱但沒有任何具體解釋）的聯繫，被成員們巧妙地用作性禁慾理由的基礎。例如：「手淫會消耗你的腎氣，這也會消耗你的脊髓和大腦。這就是為什麼手淫的人會有脊柱問題，患上駝背和頸椎病的原因。」同時，我們可以看到，百度戒色吧的成員也試圖擴展他們的個人福祉與國家發展之間的理論：「這是我們祖先告訴我們的真理，源於我們5000年的傳統文化。遠離所有形式的慾望和性慾！你是一個男人，你應該為你的家庭和我們的國家承擔責任！我們國家有很多問題，如釣魚島爭議和南海問題。如果你手淫，你怎麼能保護我們的國家呢？不要成為被日本色情鴉片操縱的東亞病夫！做一個真正的男人！你知道當你看色情和手淫時你有多麼可悲嗎？」

文章指出，在中國的公共領域，無論是線上上還是線下，性話題都受到某些限制，比如刪除裸露的圖片和影片以及對性描述性文本的審查控制。網民必須創造新的表達方式來替代與性相關的「敏感」術語。在這種背景下，在禁慾吧中對手淫次數、夜間遺精的恐懼、對女性身體各部位的性幻想的詳細描述並沒有被刪除。成員被鼓勵以反對淫邪的名義分享這些經歷，作為維持社區運作的一種方式，進行反思和懺悔。這種性討論似乎成功地規避了嚴格的線上審查政策，因此有必要將這種非邏輯與對國家治理的理解聯繫起來，去理解為什麼這種討論既較少受到限制又非常流行。

作者認為，在百度戒色吧中，民族主義和集體話語佔據了重要位置，只有當最危險的敵人——也就是淫邪——被擊敗時，成員的個人價值和國家繁榮的夢想才能實現。這種邏輯的形成展現了文武範式的基本元素，從而重新穩定了中國男性氣質的傳統規範。重要的是，這種重構的男性氣質作為被特權階層操控的控制工具，迎合了國家治理的需求。這種個體化的邏輯簡化了和否認了年輕人可能遇到的任何結構性問題和交叉性不公。因此，解決問題的責任又回到了個體身上。

同一個宣傳機器：從「少生好」到「多生好」

《紐約時報》發表文章《三個最好：中國計劃生育宣傳的變化》，作者Isabelle Qian和Pablo Robles指出，幾十年來，中國嚴格限制生育子女的數量。政府的獨生子女政策通過街頭橫幅、大眾文化和公共藝術中的標語融入了日常生活。現在，面對人口減少和老齡化，中國正在利用許多相同的宣傳渠道傳遞相反的訊息：多生孩子。政府轉而提倡「生育文化」，為孕婦舉辦選美比賽，製作說唱影片，宣傳生兒育女的好處，還在春晚顯著位置播出了宣傳二孩或三孩家庭的公益廣告。

從 1980 年到 2015 年，中國政府通過大量宣傳警告說，多生孩子會阻礙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如今，官方言論將更多的家庭成員描繪成實現繁榮社會的基石。當時，官方的計劃生育宣傳鼓吹「國家來養老」，如今卻強調自力更生和家庭支持養老的重要性。文章說，這項宣傳工作遭到了廣泛的嘲諷。批評者認為，這場運動表明決策者對人們在撫養多個孩子時面臨的日益增長的成本和其他挑戰視而不見。他們還嘲笑最近政策是在幾十年間通過強制墮胎和巨額罰款限制生育之後的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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