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中國6月15日起施行的《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是針對台灣嗎？台灣《新新聞》發表評論《新航艦「福建號」停對面！「非戰爭軍事行動」沖著台灣？》，作者顧爾德認為，非戰爭軍事行動是因應低強度軍事衝突，如果北京要對台動武，不會把它視為一場低強度衝突來進行規劃，而是要面對一場可能美、日都會涉入全面性戰爭。就外部因素而言，中國想藉一帶一路擴張其全球勢力範圍，它也必須有能力保衛中國在這些地區的僑民與投資。此外，對像南海中美軍機擦撞、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搶救人質等問題如何具體因應、行動，這些「低強度衝突」或「穩定與支援行動」，應該也是《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更關注的重點。

那麼《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和台灣沒有關係嗎？作者認為是有關係的。例如，解放軍如果要攻台，之前會利用漁船、海上民兵偵察，之後得征調私人船舶進行跨海投送，這些作業準則都需要更明確規範。但是，這個《綱要》不會是主要為台灣制定的。雖然《綱要》詳細內容未公佈，但基本上這是為軍事行動指揮統合用的，不是為了「師出有名」對外正當化用的。如果中國要正當化對台動武，它已經有《反分裂國家法》等法律，不需要靠一個位階較低的行動綱要。

通過性別平等解決結構性暴力

新加坡「端傳媒」發表文章《性別暴力的中國式治理難題：父權制催生的「黑惡勢力」，無法被父權本身所清除》，作者侯奇江討論唐山暴力事件時認為，技術不但為人所用，更為權力所用。2017年紅黃藍幼兒園虐童案中消失的監控記錄說明了技術並不總是可靠。哪怕僅僅從防疫的角度來看，數字社會治理也面臨諸多挑戰。何況性別暴力的防治糾正，並不僅僅是一個政治技術的問題，而更是一個政治意識的問題。

作者說，對唐山打人案而言，揭開其中的性別維度的目的，並非挑起男女對立，而是為了對基於性別文化的傷害進行具體分析，確定相關行動者擔當的責任，揭示出導致這些傷害的結構性因素，進行矯正。消除性別矛盾，調節緊張的社會關係的方法，不是摀住女性主義者的嘴，而是變革隱藏於社會各個方面的、不公的制度安排，打破現有社會中性別暴力的合法性。

作者認為，除了追究犯罪分子的責任，建立性別平等的社會需要建立長期有效的法治制度，改善包括警察在內的系統，而不是用打地鼠的方式進行一次次休克式的輿情管理。公共警力和公權力應該合理分配資源、有效監督。不論是發達的監控還是高效的管理技術，都應該用來打擊真正的違法犯罪，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而不是成為強化壓迫和權威的放大器。只有解決了社會結構中性別關係的不正義，變革結構性暴力的制度安排，我們才能真正邁向性別和解，修復傷害帶來的裂痕，把人們從對立的狀態中解放出來，重建平等的性別關係。

奧密克戎與異議之路

《紐約時報》發表文章《奧密克戎打破「中國夢」》，作者Connie Mei Pickart寫道：在宣傳的灌輸下——在一個所有舉措都正確的政府領導下，國家變得越來越強大——大多數中國人已經學會了與生活中不那麼吸引人的方面妥協：審查制度、越來越多的監控和經濟放緩，後者令越來越多剛開始找工作的人感到不安。但封鎖放大了這些問題。由於新冠病毒追蹤措施，監控越來越深入人們的生活，經濟癱瘓了兩個月——有多少企業無法恢復？這加劇了對就業的擔憂。

作者說，上海全市封鎖結束了，但我們走出困境了嗎？中共今年將召開一次敏感的會議，預計習近平將在會上擴大對權力的控制。控制新冠對於確保一切按計劃進行至關重要。它被描述為一場必須贏得的戰爭。上海的一些社區已經被迫重新封鎖。

作者認為，信仰受損的年輕一代可能會走上異議之路，就像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發生的那樣。這在今天的中國不太可能。黨的控制是絕對的；封鎖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努力忘記並繼續生活會更容易。許多人只得用腳投票。有些人已經逃到國外，有些人正在加快出國留學計劃，或者依靠在國外的親戚朋友脫身。令人驚訝的是，機會之地如此之快地就陷入類似文化大革命的黑暗時期，當時毛澤東將激進的政治和他的議程置於人民之上，使中國陷入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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