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首先請您談一下4月27號的新聞發布會，你們今年有一些什麼樣的計劃呢？

王丹：新聞發布會主要是強調四點，等於是對外做四點宣示，"示"就是指示的"示"。第一個，我們從今天開始呼籲全世界，尤其是中國人能夠用自己的方式參加到這個悼念活動中來，表示對"六四"死難者的追思。第二個，也就是最主要的一個呼籲，我們發起一個叫"白衣行動"的計劃，呼籲中國人在6月4號這一天穿白色的衣服來表達到悼念。第三點，我們建議4月27號定為中國的民主節，以後每年都能夠來記住歷史上這個時刻。最後一個，我們對外發布了一個《六四白皮書》，主要是由當事人集體撰寫的。

德國之聲：你作為當時的學生領袖之一，後來遭到通緝，又坐過監獄，那麼作為一個像你這樣的當事人，在六四即將滿20周年之際，您的心情怎麼樣呢？

王丹：心情是比較複雜的。

德國之聲：比如說有一些當時的學生領袖像烏爾凱西，他當時是非常樂觀的，他說最多不用3年我們就會笑著回大陸，可是現在已經20年過去了…

王丹：這當然是很遺憾了！是啊，已經20年了，"六四"還沒有得到歷史的公正評價，沒有被平反，只能說很遺憾！但這就是現實，我想我們從事民主運動就是要能夠面對現實，還能夠堅持。一方面當然很遺憾，一方面對這種遺憾用一種平常心來看待。

德國之聲：那你覺得這樣的一個事件居然20年還沒有得到公正的評價，至少還沒有得到官方的公正評價，主要原因在哪兒呢？

王丹：中國的很多事情確實是比較複雜的，其實歷史上也有類似的例子，像"二二八"其實也是過了40年才得到平反的。中國的情況就更複雜。尤其包括近20年經濟的發展很大程度轉移了注意力啊，包括中共一黨專政的方式還是集中了國家暴力啊，等等。中國本來民主化的路，我預期也就會走一個比較曲折、相對漫長的過程。

德國之聲：剛才你談到了經濟發展轉移了人們的注意力的問題，那麼你怎麼看這些年經濟的發展呢？因為我和很多來自中國大陸的年輕學生交談的時候，他們有一種非常普遍的看法：認為正是因為20年前政府用強制的手段平息了那場所謂的"動亂"所以才有了後來經濟的高速發展，你怎麼看？

王丹：我覺得年輕人對於"六四"這件事情，他們完全不瞭解真相，這20年政府不允許有任何關於"六四"的討論，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實上，如果當局"六四"不鎮壓學生的話，現在的經濟發展一定更快。當年經濟改革的指揮者趙紫陽這些人比今天的這些領導人更具有市場改革的特點，所以經濟增長一定會更快。同時，如果政府那時候接受了學生反腐敗的主張，那麼今天出現的不公正現象、腐敗現象也會大大的減少。所以，如果"六四"不被鎮壓，今天中國會有一個速度更快、而且更健康的經濟發展。

德國之聲：現在中國的官方媒體上"六四"事件是禁忌話題，他們是根本隻字不提的。但是在民間我們還是聽到很多種聲音，比如說最近戴晴女士提出來要依照南非和解委員會的模式來實現對"六四"的和解，您怎麼看這些建議呢？

王丹：公開講，我覺得這種建議很可笑。第一，和解是雙方的事情，政府那邊沒有任何和解的意願。現在每一次官方公開的發言，都說當年殺人就是對的。雙方的事情，如果對方沒有意願，自己單方面的那叫一廂情願。另外一方面，好，就算單方面和解，也沒有可行性具體要怎麼樣和解，我也沒有見到戴晴女士提出來，那怎麼就教和解了呢？如果一個想法只能嘴上說一說的話，我看不到具體的內容。

德國之聲：說到評價"六四"的問題，十幾年前鄧小平還在世的時候，當時很多人都覺得，只要是當時下令開槍的這些人還健在，重新評價"六四"基本上就沒有可能性。那麼現在我們看到胡、溫政府多數人的領導人都是和"六四"沒有直接瓜葛的，溫家寶當時在"六四"事件中也是扮演了一個比較溫和的角色。那你覺得在胡、溫政府任職期間重新評價"六四"有沒有可能性？

王丹：不可能。對平反"六四"最大的阻力不是來自於台上的這些領導人是不是參與過"六四"。到習近平那一代我也看不到多大的希望，他們更沒有參與過鎮壓。我覺得阻力不在於說那個領導人有沒有跟"六四"的關係，而在於說中共統治集團願意不願意推行政治改革，願意不願意在中國搞民主化。如果願意，他當然就會先給"六四"平反。如果不願意，千秋萬代他也不會給平反。

德國之聲：那麼你對"六四"平反的前景你還抱希望嗎？

王丹：我不僅抱希望，而且還是相對樂觀的。社會也總是要往前發展和進步的。"六四"20年了，其實我相信，除去20歲左右的年輕人不知道以外，基本上30歲以上的中國人都沒有忘記這件事。那麼政府自己更是沒有忘記這件事，它永遠還是中國現實政治中的一個問題，沒有解決的一個問題。中國以後往前走，當遇到了一定的挑戰的時候，這個問題還是會被提出來的，所以六四問題沒有被解決，那麼他以後也還是會被解決的。

德國之聲：那麼我們再回過頭來看20年前的"六四"，我最近讀到一些東西，其中也有人指責89年的學生民主運動最後為什麼會以暴力流血的場面收場，是因為包括您在內的學生領袖當時不懂政治，他們太激進，你怎麼看待這一說法呢？

王丹："六四"出現流血收場不去譴責殺人的一方，卻去譴責被殺的一方。這本來已經混淆了最基本的倫理，這種說法已經喪失了最基本的判斷事物的倫理，本來是不值一駁得。就算是來駁斥的話也是非常簡單的。"六四"幾千大學生當時絕食7天，無非就是要求兩個，一個就是要求與政府對話，另一個就是要求修改4.26社論。沒有任何人可以昧著良心說這兩個要求是多麼激進的要求。我們又沒有要求改變政府，也沒有要求誰誰被送到法庭去。只是要求跟政府對話，只是要求政府修改社論。用生命為代價來爭取這樣兩條溫和的請求，政府還要用坦克來鎮壓，到底是誰逼誰道理豈不是很清楚嗎？！這樣清楚的事實不去看，反倒去譴責被殺的人！

德國之聲：那麼你們在紐約搞了這次新聞發布會，有哪些活動，比如說在中國大陸有沒有渠道來發起這樣的活動？

王丹：我相信我們會盡所有的渠道，當然也要借助媒體的渠道來告訴國人。希望大家能夠用白衣行動，用穿白衣服的方式來表示。以我的聯繫範圍來看會有很多人來響應的，至少我已經聽到的反應是非常積極的。有很多人，我指的是生活在國內的人，都跟我表示說他們那一天會穿上白衣服。有人說他會讓他四歲的兒子也穿上白衣服。當然希望有更多的中國人那天也穿上白衣服，這對政府也是一種宣告。

德國之聲：我不知道您作為當時的學生領袖，怎麼看待現在的這些年輕人？20年前，青年學生為了反"貪污腐敗，打倒官倒"可以上街遊行，而現在貪污腐敗的問題有增無減，青年一代似乎並不關注，難道理想主義正在消失嗎？

王丹：我沒有對年輕一代有那麼大的失望，當然首先責任也不在於他們，就是這樣社會環境和政治環境。第二點來說，其實也許我們從主流上看大家會有不夠理想化及理想主義這種失望。可是確實也有少部分人還是能夠頭腦很清楚，能夠發出獨立的聲音。包括像非政府組織，有很多年輕人也在做，包括網路上的一些年輕人發表的言論，我覺得也是非常欣賞的。任何一個時代，只要少數人還能堅持理想的話，這個時代就不是那麼令人失望的。

採訪記者：達揚

責編：樂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