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林匹克觀察（Olimpic Watch）的負責人皮特庫爾蒂裡克（Peter Kultilek）在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論壇中的報告中指出：「我們對中國人權的現狀感到非常失望：國際奧委會決定將2008年奧運會的主辦權授予北京，中國政府承諾，中國人民能比以前獲得更多的人權與自由。但是截至到目前，中國的人權狀況沒有任何的改善。北京想獲得奧運會金牌榜的第一名，在奧運之前他們就做到了：中國能獲得「死刑金牌」，死刑人數超過了世界其他國家的總和。

庫爾蒂裡克先生說：「為了使得中國有更多的言論和新聞自由，奧林匹克觀察嘗試過和國際奧委會合作，也與記者無疆界、國際人權協會等進行了廣泛的合作。與國際奧委會的合作讓人感到非常失望。我們與他們進行了多次接觸，但是國際奧委會要麼保持沉默，要麼就總是陳詞濫調地強調國際奧委會是非政治的組織。奧林匹克觀察並不干涉中國的經濟和教育政策，只是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而人權也被寫進了國際奧委會的憲章，但是我們與國際奧委會的合作很失敗。現在奧運觀察已經轉而與各國奧委會以及奧運會贊助商聯繫，希望能尋求到他們的幫助。」

1936年柏林奧運會上，希特勒大肆宣揚軍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為3年之後發動世界大戰打下了基礎；1988年漢城奧運會前，韓國的全斗煥政府面臨著同目前中國政府同樣的困境，不少國家表示鑑於韓國當時的民主狀況，希望88年奧運會易地舉行。但是從87年下半年起，韓國爆發了一系列的民主運動，全斗煥下台，韓國歷史上首次實現總統職位由和平的民選誕生。那麼，北京奧運會不會像當年漢城奧運那樣推動民主化的進程呢？

韓國大邱天主教大學的薇薇安娜李（Vivianna Lee）教授並不這麼認為：「奧運會只是韓國實現民主的充分條件，而不是必要條件。韓國當時能實現民主還源於當時美國對韓國政治強大的影響力，但是美國不可能將這種政治影響力在中國身上實現。當然。韓國當年之所以能夠通過奧運實現了民主，也是因為當時的民主人士提出了一系列群眾比較容易加入的計劃，充分的調動了群眾的熱情，並以學生作為主力軍的，這是值得中國民主人士借鑑的。中國民主人士也應該在奧運期間提出一些民眾比較能夠加入，比較容易付諸實施的辦法。」

德國學生學者聯合會主席彭曉明先生則糾正了人們一個常識的性的錯誤，即「北京奧運就是中國奧運。」國際奧委會有一個原則：奧運會是運動員個人之間的比賽，而不是國家和民族的較量。奧運會的主辦權也從來都是授予個別城市，而不是授予哪個國家和民族，但是長期以來人們一直將「北京奧運」和「中國奧運」畫等號。

彭曉明先生表示，運動員參加奧運的權利不應因種族和宗教的原因而被剝奪，但是很多中國運動員並沒有意識到這點。他舉孔令輝為例來說：「有人問他最崇拜誰，孔令輝說是鄧小平。追問為什麼，孔令輝說：『我覺得鄧小平很偉大。他領導國家改革開放，我們才有了機會出國參加比賽。』這從根本上是錯誤的，國家的每個公民，只要成績出眾就應該有機會參加比賽。這是公民的合法權利。享受合法權利，不需感謝任何人。」

彭曉明先生認為，北京奧運是對中國黨政軍的一次全面考驗，民主人士不會對奧運持抵制態度，各國記者和運動員也應該主動肩負起監督中國人權和民主狀況的重任。

具體到北京奧運是否會推動台海兩岸關係，美國Hamline大學教授柯義耕（Professor Richard Kagan）有自己的看法。柯義耕教授研究亞洲人權已經有超過40年的時間了，這種經歷已經成為了其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柯義耕教授曾經在台灣、中國和日本生活過，對人權、現代日本文化、台灣政治史，中國以及韓國的歷史都有很深入的瞭解，他認為：「中國政府設想的在台灣舉行一兩個奧運項目的想法是不可能實現的。北京奧運會不會對改變兩岸關係有任何的推動。如果中國想實現所謂的『再次統一』，只有通過武力。其實我本人並不認為有什麼『再次統一』的說法，因為從歷史上來看，中國和台灣就從來沒有統一過。而在奧運之前，中國就試圖通過奧運火炬接力活動形成對台灣的『優勢』地位，這也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