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克福匯報》在文章中寫道： "這樣的二分法與今天中國社會的內部紛爭毫無關係。現在中國國內對政府機構的批評無時不在：部落格不斷使用新的計策繞過不斷更新的新聞檢查措施；地方幹部為所欲為、扣發補償費引發了官方宣稱的每年八萬起群體事件；記者一次次試圖客觀報導社會緊張狀況；空氣污染造成孩子生病，他們的父母加大了對市政當局的壓力；居民們團結起來反對鐵路穿越住宅區；作家打破官方歷史禁區。他們發出不滿的聲音大多有具體原因，他們反抗的程度也很不相同，但他們的願望一樣，都要擴大法制和公眾的活動空間。

我們有充分理由把這些自我意識不斷增強、往往冒著很大風險積極活動的人稱為'異議人士'，因為他們不俯首聽命。但他們同時是編輯、講師、企業職員或只是普通市民，大多置身於受到黨和國家影響或直接依賴黨和國家的結構之中。由此看來，也可以把他們稱為'國家的代表'。但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樣的提法沒有什麼意義，因為他們既不承認某一特定的國家教旨，也不認同異議人士的共同觀點。

這樣的二分法不能覆蓋當前中國各個層次正在發生的變化。儘管共產黨及其宣傳一如既往處處可見，但社會的多元化已造就了現實的自我動力。這一事實早已為人所知，但在矛盾激化時看來往往被人遺忘。"

所以，文章認為，中國作為主賓國帶著眾多的參展人員和項目來到法蘭克福書展，給西方社會瞭解中國提供了機遇：

"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有無數經濟、社會和文化矛盾，無歷史先例可以與此相比，這就往往使得我們難以從細節去感知這一過程。我們必須更多瞭解表面標記以外的內容，對一個人來說，我們必須聽他最終說什麼、寫什麼。在中國，看一個人是否高尚、有無勇氣、思考能力和民主意識，不能僅看他在什麼機關工作或與什麼代表團同行。

中國國家第一次參加書展這樣的大型文化活動，而且處於自己無法控制局面的境地，可以說進入了一片陌生的地域。如果西方公眾在活動中搞一場爭論，雖然可以以此證明自己的看法正確、道義上也會感到高人一頭，但最終卻回到了開始時就眾所周知的現實，而又一次被西方作為反面教員的中國人在受到刺激後憤怒回國，這才是可悲的情景。"

摘譯：王羊

責編：葉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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