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霍夫伯爵夫人的故鄉－位於東普魯士的腓德列施泰因宮已於1945年毀炮火，可是在她的記憶中，故鄉的景色永遠那麼清晰。她回憶說：

「當我回憶起東普魯士的湖光山色時，我總是想，它們一定還象當年一樣無與倫比地美麗。也許這就是愛的最高境界吧：愛在心底，就不需天長地久地擁有。」

當年35歲的登霍夫伯爵夫人花了7個星期騎馬從東普魯士逃到西德。在漢堡，她開始了新的生活。首先她負責貝鼙?的時政部分，先後擔任了該報的評論員，總編以及發行人之一。在她的影響下，貝鼙?以鮮明的自由主義風格而聞名世界。

登霍夫伯爵夫人總是堅定不移地表明自己的立場，開誠布公，哪怕因此而得罪人。在戰後百廢待興的德國，她為了建立新的道德秩序，傳播寬容的精神而奮斗。 她曾說：

「只有我們真正做到寬容，才能打破最終總是走向暴力的惡性循環。在這方面，人的責任心是極其關鍵的。」

登霍夫伯爵夫人是最早開始積極支持當時的西德總理威利?/FONT>布蘭特對東部陣營的和解政策的。1971年她因此獲得德國圖書業和平獎。

1988年她親自將普魯士哲學家伊瑪努埃爾－康德的紀念像複製件送回柯尼斯堡，也就是今天俄羅斯的加裡寧格勒。同年她成為第一位獲得海涅獎的女性。登霍夫伯爵夫人在世界範圍內享有很高的道德威信，她的原則之一是不依附任何黨派，正因為這個原因，她也被有的人劃歸「左派」。對此她說：

「我不參加基督教民主聯盟CDU，讓有些人大為光火。好像誰要是有我這樣的封號及家庭出身，就該是保守派才對。而我從艾德諾總理開始至今，一直膽敢對他們批評有加。當年艾德諾對東部的漠不關心讓我難以忍受。我也可以理解，他們當然很惱火。」

登霍夫伯爵夫人1933年就得了「紅色女伯爵」的稱號，她在法蘭克福上大學期間加入了共產黨。登霍夫伯爵夫人回憶道：

「是的，那時像我這樣真正反對希特勒的只有共產黨員。我們發動了無數的集會，散發傳單，等等。其它的黨派態度過於曖昧。舉個例子來說：突然有一天－我想應該是1933年1月30號希特勒上台當天－大學裡插上了萬字旗。我當然非常憤怒，在我心目中大學是不容納粹分子玷污的一方淨土。可是除了一位共產黨員，沒有人願意與我一起去把旗子拔掉。我們爬到上面，然而沒能成功，旗子被鎖住了，沒法靠近。我想說的是，當時的共產黨是真正具有忘我精神的。」

更有勇氣的是，她加入了由莫爾特克伯爵與施陶芬柏格伯爵領導的暗殺希特勒的小組。她是所有成員中唯一倖存下來的。登霍夫伯爵夫人說：

「我能夠活下來完全是個巧合。1944年7月20日政變失敗後，從柯尼斯堡來抓我的納粹汽車在路上翻車了。否則，我的命運也會和其他同伴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