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天之內，三個地方發生三起大規模民眾騷亂：一起在重慶萬州，因為一件平常口角引發數萬人連續兩天衝擊區政府；一起在四川漢源，萬名當地群眾反對建設水電大壩，除了在大渡河截流現場靜坐示威，也包圍了縣政府；一起是回漢衝突，一樁普通交通事故卻釀成多人死亡的大規模械鬥，數萬回民也從外地趕來聲援。

三起衝突中，當地政府都調動了大批警力封鎖和鎮壓。中國國內媒體，只對萬州事件做了選擇性澄清，對漢源事件和中牟事件則完全未見報導。儘管如此，許多網友特別是那些當地網友，給我們寫來他們的親身見聞和自己的思考。從網友對事件真相的補充以及評論來看，這三起事件表面上似乎無關，其實緊密關聯，在在暴露了中國的社會危機，情形猶如法國大革命前夜，如一位網友所說，「官府腐敗，民怨沸騰，一觸即發」。

河南中牟回漢衝突

儘管德新社記者蘭德維爾在中牟回漢衝突現場和外圍奔波採訪，連續發回多篇報導，但讀者在肯定的同時，也認為蘭德維爾對事件背後社會根源的發掘有失偏頗，不符合他們的當地經驗。

一名姓劉的網友說，「其實此次衝突是在中國大陸很常見的村間械鬥，特別是河南這種地方，農村多，很容易村間就起衝突，幾千年來如此。貴網也不必大驚小怪的聯繫到什麼民族啊，經濟不平衡啊。。這些問題的切入點有很多，太大驚小怪就容易變成VOA。貴網我還是很喜歡的，一直比較客觀和中立，希望繼續努力。」

一位對中牟頗熟悉的蘇網友給我們講了一個親身故事，暗示中國政府的少數民族政策本身可能就是頻頻爆發的回漢衝突的制度根源：「大約是1996年，我在河南省沁陽市山王莊鎮的一個飯店，同商丘市檢察署一位朋友一起吃飯，這位檢察署的朋友身著便衣。鄰桌有1個年青人也在吃飯，可能這個年輕人是認為我們說話的聲音大了，非常囂張地罵了我們了幾句，我當時非常奇怪而憤怒，他一個人何以如何之狂，回了他幾句。不料這個年輕人起身到飯店廚房拿了一把菜刀就沖出來，我趕忙拿起凳子準備戰鬥，我的檢察署朋友示意我別動，就在那個年輕人快沖到我們桌子前舉刀下砍時，我的檢察署朋友從身上掏出手槍」拍」地放到了桌上，此時年輕人像演小品般地愣住了，『噢，我不知道你是公安』。我朋友說『我要不是公安你就可以行兇嗎？』年輕人說了一句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話：『我是少數民族』，爾後離開。此時我們才知道這個年輕人是個回民。」

無疑，中國回族內部有著強烈的民族認同，用社會學術語說，就是有著較高水準的社會資本，這意味著廣大回民無論經商致富還是解決糾紛都是依靠這種強烈的內部認同和社會網路，但與漢族以及其他民族之間顯然缺乏同為中國公民和中華民族的社會認同，中國社會政治制度缺乏普遍的公民權利保障、社會權利保障以及共同文化認同機制，缺乏普遍有效的解決普通民事糾紛的法律仲裁機制和對地方公共事務的治理機制，恐怕是民族矛盾的真正根源，才導致一樁普通民事責任糾紛釀成大規模暴力衝突。

一位李網友正是在這個層次上表達了他的憂慮，「依法治國，不管是漢民也好，還是回民也好，一律以法解決，不能有任何袒護某一方的行為，否則這類事情今後不僅會發生，而且還會升級。」

萬州騷亂和漢源衝突

有不少漢源當地網友來信說，「 報導很真實!!」，有網友說，「我非常非常遺憾痛苦地同意該文章的觀點！」他們同意德國媒體的分析，即「如果北京不正視公民們發出的要求社會公正的呼聲，那麼這個定時炸彈將會引爆」，並提出，「中國民怨已達警戒線，只有多黨(制)才可分散(社會衝突)焦點」；「中國政府在發展和建立市場經濟的同時應當建立與之配套的憲政體制，從根本上去解決體制問題。」

在網友看來，漢源瀑布溝水電站工程就是由這樣一起明顯存在利益衝突的公共決策引發的公眾不滿，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全面落後，已經嚴重無法適應市場經濟下全民利益的複雜協調。

M網友告訴我們，中國民眾已經開始具備清醒的公民主體意識，事件責任幾乎全在地方政府的貪婪和無能：「政府失信於人民，在對賠償問題沒有任何磋商的情況下，下令瀑布溝電站的大壩修建繼續開工，寒透了移民的心，到現在為止，有不少官員還依然要求移民做貢獻，可貢獻到底給了誰？國家？公司？企業？可誰來關注一下那些即將返貧的移民？為他們實在的辦點事？有嗎？」

有網友在11月5日來信稱，「11月3日至現在，衝突仍在繼續! 武警進駐, 消息已封鎖。有人死亡!」

那麼如何解釋驚心動魄的萬州事件呢？一位姓楊的網友從雷朋的「暴民心理學」角度為我們做了社會心理分析：「關於萬州事件，事實上是一次在中國十分常見的社會情緒的劇烈爆發而已。。。中國人--即沒有享受到各種權力帶來的好處的中國人，處於一種十分矛盾的心理中，一方面他們對這種『秩序－現實』表示憤怒；另一方面又深深感受到自己的無能為力。除了個別積極分子外，大部分人在面對此類事件時，如果不能保證自己在事後並不受到官方的懲罰，他們是不會願意參與乃至多說這種事情的。他們更願意忍耐。這正應對了大團體中的個體的行為困境。萬州事件，對於萬洲的憤怒群眾來說，有一個值得參與而很可能逃避懲罰而又可以發洩憤怒的行動機會,他們就會起事, 而對於其他城市的群眾, 則因為不可能擁有這種機會,所以他們不會多談。這就是為什麼在一個城市一夜間突然暴動但是對其他城市卻沒有影響的原因。」

(雨瀟綜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