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1974年4月24日，聯邦總理維利‧布蘭特（Willy Brandt）結束對開羅的國事訪問後在科隆-波昂機場降落。他的國務秘書格拉貝特（Horst Grabert）和內政部長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正在停機坪上等候。布蘭特後來回憶道：「從遠處就能看出，他們有什麼特別的事要對我說。」
同日早晨6時30分，布蘭特的私人秘書君特‧紀堯姆（Günter Guillaume）及其妻子克里斯特爾（Christel）在家中被警方逮捕。兩人皆為東德國家安全局間諜。紀堯姆看到警察上門時先是一驚，但隨即鄭重聲明：「我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DDR）國家人民軍上尉，也是國家安全部雇員。我請求尊重我軍官的榮譽。」
50年前紀堯姆夫婦被捕標誌著「總理間諜」事件的開端。當時，無人料到這將給聯邦總理布蘭特帶來怎樣的後果。
聯邦總理維利‧布蘭特與私人秘書、東德間諜紀堯姆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 / akg-images 布蘭特在回憶錄中寫道：「這個消息令人震驚。」 1974年5月5日傍晚，聯邦總理布蘭特在官邸的書桌前提筆致函聯邦總統海涅曼（Gustav Heinemann）：「我承擔因疏忽職守而導致『紀堯姆間諜案』的政治責任，宣佈辭去總理職務。」 兩天後，布蘭特領取瞭解職證書。
即使在50年後的今日，紀堯姆事件仍被認為是德國史上最引人矚目的間諜案之一。耶拿歷史學家魏因克（Annette Weinke）近期在布蘭特基金會的一次演講中總結道：「在此之前或之後，從未有共產主義勢力範圍內的特工能如此成功地滲透到政治權力的最核心。」
一方面，東德已成為歷史，整起醜聞似乎是冷戰時期的遙遠回響。另一方面，這起案件直至今日仍令人充滿好奇。
1956年，紀堯姆偽裝成東德難民同妻子克里斯特爾前往西德。他們的任務是向東德情報機構提供有關社民黨（SPD）的內部情報。兩人在西德潛居生活了18年，紀堯姆一路升遷，一直攀升到布蘭特的政治助理。東德特務成功打入西德政治核心，對東德國家安全部（簡稱史塔西Stasi）而言是一項巨大的成就。
紀堯姆及妻子分別被判處13年和8年監禁，直到1981年，東西德交換被捕情報人員時被釋放。
1973年4月15日，布蘭特（中）與私人助理紀堯姆（右）出席在漢諾威舉行的社民黨黨代會圖片來源： Sven Simon/picture alliance 長期規劃的間諜活動
歷史學家埃卡德‧米歇爾斯（Eckard Michels）2013年出版了傳記文學作品《間諜紀堯姆》（Guillaume，der Spion）。他指出，東德以系統性的組織計劃安排間諜滲透西方：「紀堯姆事件是東、西間諜活動的縮影，它具體呈現了東部間諜如何滲入西方」。他說：「史塔西的間諜佈局是採取長線作業，例如安排諜報人員遷居西德，或秘密收買對方尚未升遷的基層幹部。」正如紀堯姆的案例一樣，直到一個間諜攀上重要位置，往往需要醞釀多年。
據聯邦史塔西檔案管理局估計，1949 到1989年之間，總計約有1萬2千名史塔西間諜活躍於西德。其領導單位是「東德對外情報局（Auslandsnachrichtendienst der DDR）的情報指揮部（Hauptverwaltung Aufklärung， 簡稱HVA）」。米歇爾斯解釋道：「情報指揮部派往西德的間諜分別潛伏在不同的機關、部門，例如某一'政治派流'、社會團體，或某一聯邦研究機構等。」
在冷戰期間，由於柏林是東部和西部兩個陣營之間的邊境城市，間諜接踵而來。這裡是瞭解柏林間諜歷史的必看景點。
圖片來源： picture alliance/Prisma Archivo查理檢查站可以說是東西柏林之間最有名的過境點。1961年10月，它成為美國和蘇聯軍隊之間令人心驚膽戰的對峙現場，所幸最後沒開一槍。多年後，人們發現，西柏林警察庫拉斯（Karl-Heinz Kurras）是臥底間諜，當時將美軍的情報傳遞給了蘇聯人。
格利尼科橋是東德和西柏林之間另一個具有傳奇色彩的邊境口岸。蘇聯和西方國家多次在這裡交換被捕間諜，因而以「間諜橋」著稱。2015年斯皮爾伯格導演的一部同名電影講述了這段讓人著迷的歷史。
東德臭名昭著的間諜和監視機構——東德國家安全部，俗稱「史塔西」，被設置在東柏林的一座不起眼的建築裡。今天，這個前間諜機構總部作為博物館向遊客開放，許多辦公室和會議室保留或恢復原樣——包括東德間諜首腦（國家安全部長）米爾克（Erich Mielke）的電話（如圖）。
許多逃離東德的人在西柏林的馬裡恩費爾德（Marienfelde）難民中心找到了臨時的落腳之地。數十年間，該中心接收了大約130萬名難民。盟軍情報部門也對這些逃離者進行監控，希望從中瞭解有關東德和蘇聯的潛在秘密。
位於一座成為二戰廢墟的小山上的特費爾斯堡（Teufelsberg）監聽站值得一遊。它地處柏林綠意盎然的格呂內瓦爾德區，是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在20世紀60年代建造的，用於監視東歐陣營。今天，遊客可以參觀這個陰森恐怖的廢墟。
盟軍博物館位於柏林的澤倫多夫區，曾經是美國佔領區。該博物館從西方盟國，即美國、法國和英國的角度講述了緊張的冷戰時代，遊客可以免費參觀。其中一個看點是美國和英國為竊聽蘇聯通信而秘密建造的間諜隧道的一部分。
德國間諜博物館位於波茨坦廣場附近，柏林牆曾經從此穿過。該博物館展示了人類從古至今使用的各種各樣的間諜工具。它坐實了柏林作為間諜城市的遺產。該博物館有許多互動展品，同時適合孩子和成年人參與。
2019年，德國對外情報機構——聯邦情報局（BND）新建的總部大樓在柏林市中心落成。這個宏偉的建築群容納了約3000名工作人員，負責收集所需外國政治、經濟和軍事情報。令人驚訝的是，在如此保密地方，也有一個訪客中心。
東德間諜「樂不思蜀」
東德組織特務滲入西德重要社會領域的網路縝密周全。然而，東德間諜所取得的情報訊息量到底有多大？歷史學家米歇爾斯表示，政治間諜並未對西德造成太大損害，因為西德政府的重要決策反正都必須經過公開談判和辯論。米歇爾斯新書所得的結論是：東德間諜的工作效率並不如一般人想像的那樣成功。他說：「大量間諜被派往西德，然而這些人頭數字有如雪糕般溶化在西德的豔陽之下，原因是，西方模式更具吸引力，致使他們逐漸忘卻了自身所負的任務。」
反過來，西德也刺探對方情報：德國聯邦情報局（Der Bundesnachrichtendienst，簡稱BND）和聯邦憲法保護局長年派遣間諜前往東德。不過，關於兩德歷史中的這一章節，人們迄今知之甚少。原因之一是，不易取得訊息來源，因為聯邦情報局及憲法保護局的許多資料檔案至今尚未解密，同時西德特工人員也負有保密責任。
總理府並未上演「007」諜報劇
東德走入歷史後，史塔西間諜們的保密宣誓隨之失效。一些前史塔西間諜在回憶錄中總結間諜生涯的功過成敗，曝光許多內情。紀堯姆也於出獄後在當時東德高層的認可下，將自己包裝成「間諜大師」。但事實上他並非總理府中「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式的諜報員。據聯邦總理布蘭特基金會（Bundeskanzler-Willy-Brandt-Stiftung）的歷史學家貝恩德‧羅瑟（Bernd Rother）表示：「紀堯姆取得的情報非常有限，其數量比長期跟蹤和評估新聞報導所得的訊息還少。這從米歇爾斯的新書中也可一目瞭然」。而就憑這樣一號人物，能搞垮聯邦德國的總理嗎?
2013年12月18日是布蘭特100年誕辰，我們在這裡回顧一下這位德國總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人生軌跡。
圖片來源： WBA im AdsD der FES1970年華沙猶太人殉難紀念碑前，時任德國總理布蘭特屈膝下跪，紀念納粹政權的受害者，無聲地為德國戰爭罪行道歉。這張圖片傳遍了世界。
布蘭特原名赫伯特‧弗拉姆，因為是私生子而隨了母姓。作為一名堅定的社會民主黨人，布蘭特在希特勒1933年上台後改名「維利‧布蘭特」。他為躲避迫害逃往奧斯陸，在那裡從事記者工作，並在當地組織流亡的社會民主黨人反對希特勒。
1945年戰爭結束後，布蘭特回到德國，成為德國第一批聯邦議院議員。他1957年就任柏林 市長。在他擔任市長期間，東德修建了柏林牆（1961年）將柏林一分為二。布蘭特盡全力確保西柏林仍歸屬西方陣營。
在柏林牆被建起兩年後，美國總統甘迺迪訪問柏林。甘迺迪和時任德國總理艾德諾、市長布蘭特一起乘坐敞篷車穿過柏林。甘迺迪隨後發表了激動人心的講話，內容是關於自由的價值。他用德語說「我是柏林人」，表達了對西德人和西柏林人的支持。
20世紀60年代初，布蘭特與他的心腹埃貢‧巴爾（Egon Bahr）推出了「新東方政策」。在「接觸實現轉變」的口號下，布蘭特和巴爾開始與東歐國家和解，也從而改善了和東德的關係。
布蘭特參加了三次總理大選，前兩次（1961年和1965年）未能當選。不過他在1967年聯邦政府危機期間，出任德國副總理兼外長。1969年社民黨和自民黨組閣，布蘭特成為第一位社民黨總理。
在東德埃爾福特，東西德政府元首第一次聚首：西德總理布蘭特和東德總理維利‧斯多夫（Willi Stoph）。人們為西德總理歡呼，這讓東德領導人很難堪。數千人湧向下榻飯店，在飯店外喊著：「布蘭特到窗邊來！」
1971年12月10日，布蘭特在奧斯陸領取諾貝爾和平獎。這位德國總理的獲獎原因是以德國民眾之名「向宿敵國家伸出和解之手」。新東方政策給布蘭特帶來了這一獎項，也促進了冷戰期間東西陣營間的緩和。
出於對布蘭特新東方政策和放棄部分東部領土的抗議，組閣聯盟中的一些人轉向反對派。議會反對派表示不信任布蘭特政府，要求換人。1972年的不信任案表決並沒有通過，然而後來爆出東德秘密警察賄賂議員醜聞。
布蘭特的心腹紀堯姆（Günter Guillaume）被披露是東德間諜，這導致了布蘭特1974年的突然下台。紀堯姆夫婦已經在西德進行了近20年間諜活動。後來傳出布蘭特卸任還有其他原因：直到今天都有猜測是抑鬱症和性醜聞。
布蘭特下台後，社民黨的施密特（Helmut Schmidt/左）成為聯邦總理。儘管施密特在布蘭特內閣曾就任國防部長和財政部長，兩個社民黨人間的競爭非常激烈。兩人的政治風格完全不同：布蘭特的政治遠見，或被人熱愛或被人唾棄；施密特則被看作是一名實用主義者。
1976年，布蘭特當選社會黨國際主席，而社會黨是一個世界範圍內的社會民主性質組織。 在擔任國際主席期間，他與卡斯楚、戈爾巴喬夫、 阿拉法特等國家元首會面。布蘭特使該組織在國際政治中重新成為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
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倒下，28年東西柏林的歷史畫上句點。第二天早上，布蘭特也飛往柏林。他在演講中表達了對親歷這一特殊日子的感激，並對兩德統一和歐洲一體化評價道：「本來屬於一體的，就會共同成長」。
紀堯姆提供東德的情報份量並不足以構成布蘭特的下台，米歇爾斯的新書也鞏固了這一觀點。「總理間諜」被揭發後，布蘭特是為其他人的疏忽而承擔了政治責任。這一決定的起因，是發生於紀堯姆被捕到總理宣佈辭職期間的一場心理戰。多重因素構成了布蘭特辭職的深層原因，羅瑟指出：事件的背後剛好發生一場使布蘭特的民間聲望受到重創的政治危機。
「布蘭特－驚悚劇」
另一個麻煩是：布蘭特於幾個月之前就獲知紀堯姆可能是間諜的疑慮。在情報單位的建議下，他同意讓紀堯姆作為"誘餌"留在總理府。布蘭特後來寫道：我這個傻瓜萬萬不該聽信其他傻瓜的蠢話。
紀堯姆被捕後不久，聯邦刑警局（Bundeskriminalamt）開始調查布蘭特的私生活，一些牽扯到女性的蜚短流長在媒體上曝光。人們擔心紀堯姆掌握的情報可能會使布蘭特，從而也使聯邦政府受到要挾。後來證明，這種顧慮是沒有根據的。然而，在1974年的5月初，布蘭特不得不擔心自己全部的私生活可能被扯入一場污濁的政治鬥爭。
布蘭特與社民黨聯邦議院黨團主席赫伯特‧魏納圖片來源： picture alliance/dpa 社民黨高層支持不力
於是，布蘭特開始考慮下野。1974年5月4日深夜，布蘭特與社民黨（SPD）聯邦議院黨團主席赫伯特‧魏納（Herbert Wehner）進行了一場決定性的對話。魏納告訴布蘭特：「我支持你的所有決定」。但是他沒有要求布蘭特留任。羅瑟認為，社民黨高層的支持不力，是導致布蘭特決定下野的關鍵。米歇爾斯則強調指出，愈來愈多涉及到私生活的各種嫌疑指控，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布蘭特的辭職，最終為他帶來了同情支持和對其道德操守的普遍肯定：布蘭特對政治所持的負責態度，在將近40年後的今天，仍然具有典範作用。羅瑟說：「回頭來看，那是個恰當的決定。」
對許多德國人來說，五月初的這個星期二是個沉重的日子，因為他們失去了一位致力促進歐洲和平、和解的總理。不過，布蘭特的下野也為德國戰後最聳人聽聞的間諜大戲暫時劃上了句號。
雖然如此，布蘭特辭職和紀堯姆間諜案這件事，仍然是出歷史荒謬劇：正好是這位傾全力，一心要促成兩德和解的西德總理，被一名東德間諜扳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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