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

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聯邦總統克勒將會做出解散聯邦議會的決定，現在還有希望，認為他作出相反的決定嗎？

申克：

我認為，解散議會的前提條件並不存在。施羅德總理就信任問題提出的理由對我來說並不充分，還不足以構成解散議會的前提，這一前提聯邦憲法法院於1983年已做過闡述。施羅德依據的主要論據是，他執政的合法性需要人民以及民主制主體的支持。根據德國基本法第68條以及聯邦憲法法院的判決都可以斷言，這一目標並沒有滿足。後來，施羅德聲稱他在議會失去了信任，但他卻不能夠就此提供具體的證據。信任表決前，所有的議案表決都能夠通過，即便在信任表決前一天，40條法律條例和提案得以在聯邦議院通過，這一事實本身就很清楚地表明，施羅德在議會仍然享有多數。有一點值得注意，就連明特菲林也毫不諱言，信任投票的當天，他說，總理仍然享有社會黨議會黨團的信任。

德國之聲：

您真的相信，您提出的論據果真滴水不漏，連總統也不得不承認，它們足以構成不解散議會的理由？1983年的情形同現在很像，那時的議會可還是被解散了。

申克：

我提到的這些準則都是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制訂的，總統在做出決定時應該考慮它們的因素。自然，總統受到來自各方的壓力，處境艱難。雖然如此，我對他仍然懷有希望，希望他不解散議會。至少我希望，如果解散議會不可避免，聯邦憲法法院繼續以現有的準則作為決定的指南，為議員的訴狀立案。

德國之聲：

如果總統解散議會，在您看來，總統這一職位就受到了損害？

申克：

總統這一職位受到損害的原因在於，各政黨給人的印象是，他們不在乎總統的決定，總統的決定只是做做樣子。各政黨的競選機器都在高速運轉，這表明對總統的極不尊重。但我相信，總統會盡他的良心和知識做出決定，這很不容易。總統咨詢了憲法專家，聽取了不同議員的意見，這說明，他是心存疑慮的。他請總理即便在信任投票之後還要繼續陳述和解釋，信任為什麼不存在了。人們當然要很現實地看這個問題，解散議會的可能性非常大。這樣想的話，數10天後就要進行選舉。對憲法法院受理該案而言，時間將是十分緊迫的。因此，審理之前就要思考怎樣進行申訴才最為恰當。在這方面我是有些經驗的。1983年我代理3名議員，將官司打到了憲法法院。

德國之聲：

您申訴書中最關鍵的理由是什麼呢？

申克：

最關鍵的是，總理必須回答為什麼他失去了信任這一問題。正是這一點他還沒有闡明清楚。

德國之聲：

施羅德總理按照總統的要求，又加送了文件，而這些文件正是說明信任問題的。

申克：

我並沒有拿到這些文件。我也只是從媒體報導中得知的。我想，文件的說明價值很有限，因為最重要的是，進行信任表決的那一時刻，總理是否還擁有多數支持。許多議員明確表示，對施羅德的信任仍然存在，連明特菲林也做了類似的表述。

德國之聲：

今天的情況同1983年相比有什麼不同嗎？

申克：

1983年對柯爾總理的信任問題也是當時的核心問題。那時，國家預算剛剛通過，很明顯，多數信任是存在的。柯爾計劃以同樣的政黨格局繼續執政。因此，在我看來， 當時的非信任也同樣不能成立。今天的情形不能同當時的一一對應，但「信任」仍是基本問題的核心。

德國之聲：

政黨、媒體公開施加的壓力對憲法法院來說，會起到一定作用？

申克：

聯邦憲法法院只有義務按照憲法進行裁決。當然公眾社會的巨大壓力也無法抽象淡化。人們希望，聯邦憲法法院不會屈服於這一壓力。人們可以聽到某些議員說，不解散議會是一場災難。這表明，壓力的確存在的。這些壓力首先施加給總統，然後施加給憲法法院。即使這樣，我仍然充滿信心，這些壓力將無濟於事。這裡涉及的不是法律技術問題，老百姓經常在這裡有誤解。這裡涉及的憲法法律最基本的結構原則。因此，憲法法院的裁決對今後有著方向性的指導意義。

德國之聲：

如果提前大選，怎樣做才算是最「乾淨」的方式呢？

申克：

可以考慮的比方說辭職。但老實說，這樣做很唐突，同一個總理辭職退下，然後浴火重生，參加競選。還可以想像的比如議會自動解散，但這需要修改憲法，對這一點同意和反對的意見都有，憲法委員會已對此進行了激烈的討論，最後修改憲法的提議被否決。我這裡說的是，修改憲法意味著為議會自我解散和重新舉行選舉掃清道路。但我的疑慮在於使用快速方式修改憲法。這將產生的印象是，因為總理許諾提前大選，所以人們現在就忙著趕緊修改憲法。

申克教授（63）就職於曼海姆大學法學系，研究方向是公法與行政法。 1983年，申克教授曾以律師身份代理兩名自民黨議員走上憲法法院。當年，柯爾總理也質疑信任，旨在失去信任，解散議會。申克的訴狀未能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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