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

從去年11月廣東發現首例非典型肺炎開始，長達4個月的時間裡中國政府一直對疫情的發展保持沉默，宣稱疫情已得到控制。而4月20日衞生部舉行的新聞發布會則一下調高了染病和死亡人數，您認為是什麼原因促使中國政府公開疫情?

辜學武：

我覺得主要有兩個原因，國外對疫情的蔓延表示了超乎異常的關心，當時國內當局可能還沒意識到一個病情的傳播會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而當局突然加強關注，說明外來壓力比較大，從內部來看，與非典傳播的速度有關，蔓延之快幾乎達到不能控制的局面，兩種原因促使當局把它當成首要的任務來抓。

德國之聲：

您認為，能否將中國此次對非典報導的變化視為政府提高新聞透明度的開端，公眾又能從多大程度上指望政府在未來改變傳統的所謂「穩定壓倒一切」的新聞政策、享有真正透明的新聞呢?

辜學武：

與以前相比，中國政府現在的做法確實有很大進步，但能否把這個作為開闢新聞報導自由的開端還有待觀察。我的感覺是，新一代領導人同以前的領導人比較來講把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看得重要一些。原因是他們不希望一個健康方面的突發事件變成政治化的事件。因此在報導的過程中一方面努力提高透明度，另一方面卻用各種手法防止事情走向政治化的道路。

新聞媒體的報導還是在圍著政府的指揮棒在轉，但是從21日和22日政府的新聞發布會上明顯地感覺到，不談外國記者，有幾家中國記者的提問已經不是圍繞政府的指揮棒在轉，很明顯對政府的做法提出尖銳的批評和質疑。這對中國記者來講是一種鼓勵，再出現這種情況時可以更勇敢地向政府提出質疑，這樣來講它可能是個良好的開端，但影響有多大，尚需觀察。

德國之聲：

由於應對非典型肺炎不利，中共罷免了衞生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長孟學農的黨內職務，而孟學農在此期間也辭去了北京市長的職務。有媒體評論，兩位要員被免職是中共高層所謂江派、團派權力鬥爭的結果，而非典只不過是一個契機，您是怎麼看待這樣的評論，您認為這是憑空猜測嗎?

辜學武：

我不認為這是黨內兩大或三大派系鬥爭的結果。我覺得主要的原因是第四代領導人試圖在各個方面同國際社會主流接軌，一個重要環節就是政治家、領導人犯了錯誤就必須制止，以表示對老百姓負責。當然張文康和孟學農還不是自己主動辭職，而是因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做了決定後被免職，所以還不能說中國政治已經實現主政的領導人犯了錯誤就必須離開領導崗位這一基本原則。

德國之聲：

您認為，以上罷免從法律上來講是否有其依據，是否可以被視做新政府改革體制內部存在問題的開端呢?

辜學武：

中國的人事任免制度目前基本上還沒有什麼法律依據，對於高層的官員的任免是由中組部和政治局常委說了算。另一方面，假如不罷免這些官員，事情波及下去有可能引火燒身，所以中共這麼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平民憤，另一方面有可能以此為契機，引入一種法律機制，責任制，誰犯了什麼錯誤，就必須離開這個崗位，這有可能是一個新的開端。

張、孟是中國現行政治體制的犧牲品，他們的錯誤無非就是在上報病例的時候沒有及時準確，以致於外界的報導與中國政府的報導有很大差距。新任衞生部長高強自己也提到，中國的體制使我們沒有辦法做得那麼好。所以要做的是從根本上，體制上來改變。中央派出第1，2，3批督察組到各地去，明顯地體現出中央對地方的不放心，採用的方式是以前皇帝採用的方式，巡撫到各地去視察，實際上是體制的弊病造成了這種很被動的局面。